这是激烈的战火中一个很有意义的“插曲”。
在进攻井陉煤矿的战斗里，我们的部队——三团一营的战士们救起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她们的父亲——井陉火车站的日本副站长，受了重伤，经抢救无效殒命，她们的母亲也在炮火中死亡。部队从战火里救起她们的时候，那个不满周岁的女孩伤势很重，经过我们的医务人员及时抢救和治疗，她脱离了危险。前线部队不能带着两个孩子参加战斗，他们请示我如何处理，我答复他们：立刻把孩子送到指挥所来。
当时，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么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我想，如果养起来，激烈的战事不知何时结束，边区的环境不仅艰苦，而且敌人“扫荡”频繁，部队经常转移，照顾两个小孩子，将有不少困难。再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大的五六岁了，已经开始懂事，留下来她很可能会伤感的。她们失去了父母，只剩姐妹二人，不在本国的土地上，将来也会给她们造成痛苦。送回去，爸爸妈妈虽然死了，她们家里总还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吧。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把她们送回去。
半天工夫，部队就派人把两个孩子送到了我的指挥所。我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我嘱咐医生和警卫员，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里有没有正在哺乳期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那个稍大些的孩子，很讨人喜欢，我牵着她的手，拿来梨子给她吃。小孩子还挺有意思，开始不肯吃，我用水把梨冲洗了以后，她才接了过去。
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我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把那个稍大些的孩子拉在怀里，用小勺喂她，孩子就显得不那么拘束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嗯嗯”地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她说叫“兴子”。我听这个名字差不多，像日本女孩子的名字，日本的女子很多都叫什么子什么子的。其实，这个小姑娘叫美穗子。她1980年来我国探望的时候，对我说，在日本话中，“兴子”的发音和“死了”的发音相近，当时她很小，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知道说“妈妈死了”，翻译就由此认为她叫“兴子”了。
两个小孩子在指挥所停留期间，这个大一点儿的孩子一直跟着我，常常用小手拽着我的马裤腿，我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人民日报》在1980年发表的那几幅照片，就是当时的情景。后来，我安排往石家庄送她们，找了一个可靠的老乡，准备了一副挑子。那时候，挑子要算太行山区最好的交通工具了，翻山越岭，不怕颠簸。我和指挥所的几个同志，担心孩子在路上哭，在筐里堆了许多梨子。我还给日本官兵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文是：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着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为什么写这样一封信？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进行抗日战争，这中间不只是打仗的问题，还要注意不失时机地对敌军进行政治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涉及军心的问题。就是将来不论同任何侵略军作战，都不能忽视这项工作。在战争中间，如果你拿着枪同我们打，那我们绝不客气；但是，一旦解除了你的武装，我们就坚决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
当然，这两个小孩子，根本不同于解除武装的俘虏。小孩子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八路军决不搞日本侵略军那一套。日本法西斯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知杀害了我们多少无辜的群众，孩子、婴儿也不能幸免，惨无人道到了极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被俘士兵我们决不伤害，对日本人民我们不仅不伤害，还要尽最大力量给予爱护和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