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国外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部分原因是西方思想在五四时代占统治地位以及儒学衰落的结果。”国内有学者则认为：“1917年十月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极为难得的历史契机。”前者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归为“西方”思想，后者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归为“革命”思想，结合当时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来看，这两种观点都是成立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西方传教士、海外留学生、无政府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等不同的知识群体，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都有所接触，对其界说也比较含混。所以，要“传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真正将其视为“科学”，那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有一个谁来担当“传播者”的问题。因为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理解是“五花八门”的，译介的内容也多是零散、片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般还仅被视作西方现代学术思潮或流派中的一种，能主动自觉地担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者”的角色，那是需要眼光、需要科学的世界观支撑的。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历史亦证明，在那个觉醒与选择的年代，担负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忠实“传播者”职责的，正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有文论史著作已指出；“‘五四’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起了先锋的作用。”这个判断无疑是准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五四运动确实“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这其中许多早期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立下了不朽功劳。他们强调文艺必须面向平民、面向现实、面向革命，可谓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就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党的初心和使命，直接决定和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态度。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起“先锋的作用”？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旗帜；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现实需要的一致性，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理念和文艺追求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高度吻合。换个角度说，是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会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找到自己的文艺宗旨和价值目标，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会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获得艺术解放和美学权力的思想武器，其他政党、团体和学派是不会也不可能这样去做的。中国共产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的“先锋的作用”，是历史的选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帮助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等人，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宣传，多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阐明文艺的社会阶级属性，呼吁文艺要为民主革命服务，要求文艺反映劳动阶层的生活，强调进步文艺家要投身于革命，提出建立“革命文学”，主张共产党要“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精髓和主脉的。同时，比较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随着‘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才开始进入中国的”。周扬说，“革命文学运动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旺盛起来的，这个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破天荒的伟大运动。”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在当时诚然还未能大量直接地被译介过来，早期共产党人的理论主张还不够完整系统，论述也不免有些模糊和粗糙。“但这些主张毕竟是从‘五四’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现实要求出发提出来的，也是他们把刚刚学得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新文学建设上来的尝试，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董学文《中国共产党百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