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一词最早见于《礼记·经解》篇，作为“《诗》教”，系评判一国“教化”与“为人”之标准。何谓“温柔敦厚”？孔颖达疏：“《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温柔敦厚”诗学于哲学层面呼应“中庸”之道，于美学层面呼应“中和之美”。“温柔敦厚”诗学确立之后，历代不乏响应者。
尽管“温柔敦厚”最初亦关涉“变风变雅”讨论，然“温柔敦厚”的“王道”理想终能借助华夏“礼义”得以实现。《诗大序》区别了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正风正雅”乃“治世之音”，“变风变雅”乃“乱世”“亡国”之音。它认为，与“正风”相同，“变风”亦“发乎情”，所不同者在于“变风变雅”既生于衰废、失政、殊俗之世，然仍当守“中庸”之德与“中和”之美，以礼义教化调和与生俱来的“性情”，达至“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之境。总之，“正变”二者虽路径不同，然起点“发乎情”与终点“温柔敦厚”是一致的、不变的。
唐孔颖达认为诗具有“论功颂德”“止僻防邪”的功用，这些与《诗大序》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他主张诗歌“舒愤”，诗人情感抒发的激烈程度较《诗大序》更加明确，是对“温柔敦厚”说的突破。然其“发诸情性，谐于律吕”，依然回到“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宋朱熹认为“学诗之本”在于“玩其理”“养其心”“正性情”“和生气”。诗教既与政教相通，“正风正雅”之音实传递治世之音，能描绘“温柔敦厚”“中正之美”的理想图景，其必然会成为文德教化的主流。明清之际，中原动荡，文坛多怨刺之音、噍杀之响。为肃清文坛异质杂声，康熙帝借编选《御选唐诗序》之机，以“温柔敦厚”诗教昌明盛世之音，表达和平范式，故是编不取杜甫“三吏”“三别”等篇及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等诗旨。康熙朝中后期及之后，以“温柔敦厚”谐“盛世之音”的诗学呼声更多。
“变风变雅”之音的兴起其源有二：一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背景；二为“发乎情”的情感需要。二者彼此关联，“遇物感兴”故发激切之音。有时“发乎情”并非全为“乱世”之音。梁代萧绎倾心“性灵摇荡”、萧子显追求“倾炫心魂”均发乎情，白居易的讽喻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宋遗民郑思肖的“非歌诗无以雪其愤”亦均发乎情，然却作“变风变雅”之音。起点同，正变异。
明清易代，舆图换稿，人心痛烈，正变交织，遗民“情动于中”“形于声”，“风雅正变”之声遂起。陈子龙系明清之际较早论诗之“正变”者。他一方面主张“和平者，志也，其不能无”，同时认为诗歌讽刺因乎时变。他认为“势当流极，运际板荡”之时，君子自当因忧愤而发震聋之声，不择曼声、不取缓步。进一步说，基于时异国变，出于忠君忧国之心，诗者自当发哓哓之音。其诗学观已表现出对传统“温柔敦厚”“风雅正变”的突破。
清初遗民文论接续陈子龙“情真”“怨刺”的变风变雅之声，“主情”“不可以伪为”成为此期遗民文论与创作的主流。黄宗羲、归庄二人论诗不仅主真情，且主张大诗人需有大气象，突破寻常诗人之气格。杜溶更直接以“嗔”论诗，“嗔”即怒气，亦为“生气”。他认为事关天下存亡、士人名节之际，则不可不嗔，“不嗔”则“无气”。“嗔”也是亡天下之际，遗民诗人以“性情”为诗、“气节”为诗、突破“温柔敦厚”诗学的底色。
（摘选自姜维枫《“温柔敦厚”与“风雅正变”——清初遗民对传统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