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集东方美学与现代时尚为一体的国潮正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新的文化桥梁。根据有关数据，国潮在过去十年的关注度不断上涨，并且海外市场正在不断升温。从2018年“李宁”在纽约时装周完成以“悟道”为主题的时尚走秀开始，中国元素的服饰设计、电视电影、动漫游戏等国潮产品逐渐走出国门，得到越来越多海外青年人的认可。TikTok等互联网平台的全球普及也正在加速这种趋势。以游戏为例，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0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的海外市场销售收入达155亿美元，同比增长33％，过去10年间增长约100倍。由此可见，国潮已经从单纯的中国产品和品牌象征，发展为以青年力量为支撑的中国美学时尚风潮，从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符号。
国潮可以说是顺应青年群体的审美品位和个性特征，对传统文化进行的再创作和再表达。比如故宫、三星堆等博物馆基于中国经典文物元素设计开发文创产品，河南电视台用视听语言重新复原唐朝风貌，央视春晚通过高科技将传统山水意境融入现代舞台等。因此，国潮在深层代表了一种民族文化的再生产，表现为时间维度促进文化传承和空间维度扩大传播影响力的双重过程。当传统文化以国货为载体实现符号转译和意义再造，就逐渐形成新的、被广泛认同的融合性社会思潮，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原本的商品属性获得建制性的文化影响力。
这种新的文化现象依托青年群体发展壮大。根据以往的实践经验，以韩流、动漫、美剧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中国拥有广阔的受众市场，而中国的流行文化却很难突破中西方的文化壁垒。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潮立足青年群体尤其是Z世代（指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的人群）的审美取向和文化旨趣，不仅为未来的国际传播创造了新的中国特色的符号中介，同时切中全世界青年人共同的“潮”“酷”等个性化诉求，为超越国家层面的文化再生产开辟出潜在空间，比如中国本土的设计师和时尚品牌已经引起海外市场的广泛关注。同时国潮在操作层面也通过激活青年群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为青年主导的国际传播模式探索了可行的路径。
（摘自人民日报《国潮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刘黎明看来，国潮不仅是消费潮流，也是一种价值观、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国潮的兴起，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中国美学广为传播的契机。“国潮成为一种席卷年轻人的流行浪潮，当然不只是靠卖产品，它必然引领了生活风尚。”刘黎明说，“有些所谓的国潮产品可能更迭很快，一个品牌没火多久就销声匿迹了。但这没关系，因为国潮产品也是商品，商品是可以被替代的。”在她看来，国潮文化作为年轻人文化认同感的一部分，一旦产生就不会因某些品牌被淘汰而轻易消逝。
“国潮是中国产品、中国品牌、中国美学、中国文化的综合呈现。”王昕总结说。他认为，国潮是多种符号的统一和再现，其中包含中华传统文化认同层面的符号，比如民族图腾式标记的民族符号；还有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融合的符号；以及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符号，比如中国、中华字样等激发中华民族群体性认同的符号。“冰墩墩和雪容融就是中国形象的情感对应物，消费者的购买热情如此高，正是看重它们丰富的情感内涵和象征价值。”王昕说。
（摘自光明日报《年轻人为何热衷国潮》）
材料三 在王昕看来，国潮这几年的发展，在商业文化的升级、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方面，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国潮设计元素表面化、泛娱乐化、符号空洞化等。”王昕分析说，“在国潮席卷而来的大背景下，我们要保持高度的理性，既要看到其中折射的文化认同、民族情感，以及对于整个文化发展带来的利好，也不能忽视其中裹挟着的一些文化隐患。”
如何用好国潮文化符号？国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要有计划地进行集群化、规模化、系列化的开发。”王昕认为，目前国潮文化中的文化形象和符号还较为分散，其开发也呈现一种散点多发状态，围绕某一个文化元素成体系、成规模的开发还比较少。“国潮之后的发展需要更好的顶层设计，而不只是自下而上、自发生成的潮流。”王昕解释说，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各个国家都有共性的发展轨迹，就是从自发地聚集，到政府有效规划和顶层设计的规范引导。政府有效介入和规范化引导是潮流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现在国潮的发展已经到了通过顶层设计实现更好发展的历史时机。这可以让国潮文化产业实现进一步的升级。”王昕说，目前国潮文化中浮于表面的设计元素和文化形象居多，中国元素的内核还可以进一步挖掘。
（摘自光明日报《年轻人为何热衷国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