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使官员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玄龄等由是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令诸衣冠以为耻。”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 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征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选自《贞观政要》，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