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方文明起源时，农村与城市之间都是各自独立而分离的。而在中国古代，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在文明社会里依然延续下来了。虽然也出现了城市，但城内的氏族贵族阶层与城外农村里的氏族平民，属于同宗同族同血缘，因此城市与农村是不可分离的，统一在血缘管理共同体之中。
西方文明起源后，原始氏族社会的公共土地被分成小块归个体家庭所有，手工业、商贸业也都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土地以及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与手工业产品，都作为商品可以自由交换买卖。而中华文明起源后，土地仍然公有，手工业、畜牧业仍然附属于农业，所有的产品在同一血缘的氏族部落酋长贵族阶层领导下，按等级分配。
西方文明起源后，青铜器被用于生产工具，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文字则服务于商贸产品交流记账及私产记录。而中华文明起源后，因农耕生产需要而祭祀天地神灵，因血缘管理需要而祭祀祖先神灵，原始巫术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发展升格为原始宗教，神灵观念进一步强化，通神手段集中到氏族贵族手中。因宗教祭祀的需要，中国古代的玉器、青铜器、文字均没有被制作成生产工具或服务于产品交流，而是成为巫术通神的法器媒介，是神权、族权、军权的象征，是宗教、政治、伦理的三合一，具有神圣性。
以上三方面说明，随着农耕生产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中华文明起源了，但原始氏族社会的诸多因素并没有因文明的出现而瓦解，反而延续下来，并获得更具体更系统的发展。因此，张光直先生称中华文明起源表现为“连续性”型态，而与西方文明起源的“破裂性”型态相区别。侯外庐先生则称中华文明起源走的是“维新”路径，与西方的“革新”路径相区别。
大量考古材料及相关研究表明，中华文明在5 000多年前即已开始出现。而这种中华文明起源过程持续了1 000多年，相当于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五帝时代。到了夏商西周时期，中华古文明则表现为早期发展阶段。到春秋战国时期，早期文明出现转型。秦汉以后，中华文明则进入了成熟发展阶段。这样的发展过程也是与西方文明不一样的，因而其内涵特征也有诸多不同。
这些不同有许多具体表现。例如，从社会形态考察，虽然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阶段也有奴隶制现象，成熟文明发展阶段也有封建制现象，但中国的奴隶制、封建制与西欧的奴隶制、封建制在外延与内涵上有许多不同。
欧洲的封建社会表现为封建领主经济制度上的各自独立的庄园经济。各庄园之间彼此隔离，没有联系的纽带。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欧洲才打破了这些彼此封闭的状态。而中国的情况并非这样。秦汉以后的成熟文明虽然也在社会形态上表现为封建经济，但中国的封建经济是以地主经济为基础、中央集权为形式。地主经济保证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多余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成为商品交换的基础，而全国范围内的中央集权制又使得这些不同地域间的联系交换成为可能。因此，秦汉以后中国已经出现了中央集权领导下的长城以内的共同地域、共同官方语言，以及共同的农耕经济。到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建议下，中央集权政府独尊儒术，从而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所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到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以后才形成的，而是在秦汉时期已经开始了。如果说，世界上其他地区只能有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而不可能有封建主义的民族；那么，在中国，却有封建时代的民族。在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成熟文明发展阶段一直绵延壮大，并转化创新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
(摘编自江林昌《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
材料二：
关于文明起源，当代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模式，大抵可以归纳为商路、生产、战争、水利、仪式等。毫无疑问，没有一种文明仅仅依赖一条途径来形成复杂的社会组织，同样，也并非所有的文明都采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每种文明形成时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各不相同，人们在面对相同或类似情况时采用的途径因此也丰富多样。从前的文明起源研究侧重研究文明起源的统一机制，后来大家发现，这是徒劳的。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在宏观的层面上形成共识，而在文明形成的途径上根本不可能找到共识，文明因为多元融合才能历久弥新。
从多元视角来看中华文明起源，就会发现所谓中华文明其实也是立足于多元融合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在文明起源阶段没有一个单独的中国模式。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也就是多元融合。从时间进程上说，中华文明起源至少可以看出三波浪潮，第一波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良渚、石家河文明为代表，年代可以早至距今5 800年；第二波发生在中国北方，以红山、石峁、陶寺文明为代表，年代可以早至距今5 000年；第三波发生在中原，以二里头文明为代表，距今3 800年左右。而二里头文明的水平比早先的文明更复杂，生产、仪式、军事、商路等都更出色。
笔者认为，正是立足于多元文明的基础，中国才有了后来流传千古的三代文明。
(摘编自陈胜前《多元文明融合基础上兴起的三代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