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论
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曹、刘之不敌， 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东向长驱，而欲天下响应，盖亦难矣。
曹操既死子丕代立当此之时可以计破也何者操之临终召丕而属之植未尝不以谭尚为戒也。而丕与植，终于相残如此。此有可间之势，不过捐数十万金，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残，然后举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灭项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故夫敌有可间之势而不间者，汤、武行之为大义，非汤、武而行之为失机。此仁人君子大患也。
吕温以为孔明承桓、灵之后，不可强民以思汉，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诛之。”不知蜀之与魏，果有以大过之乎！苟无以大过之，而又决不能事魏，则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动哉？呜呼！此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
(选自《苏轼集》，有删改)
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二十余年之间，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敌人畏之。上有以取信于主，后主虽庸懦无立，亦举国听之而不疑。下有以见信于人，故废廖立而立垂泣，废李严而严致死。魏尽据中州，乘操、丕积威之后，猛士如林，不敢西向发一矢以临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叹为天下奇才。钟会伐蜀，使人至汉川祭其庙，禁军士不得近墓樵采，是岂智力策虑所能致哉？魏延每随公出，辄欲请兵万人，与公异道会于潼关，公制而不许，又欲请兵五千，循秦岭而东，直取长安，以为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史臣谓公以为危计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谓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方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固将飞书告之，择日合战，岂复翳行窃步，事一旦之谲以规咸阳哉！
(选自洪迈《容斋随笔》，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