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佩弦先生
冯契
读其文，想见其人，在中学里的时候，总以为朱先生是个翩翩佳公子，风华清靡，一如“荷塘月色”。后来进了清华，在迎新会上，有同学远远指给我看一个身材矮小，连走路的姿势都活像日本人的教授，说：“那就是朱自清先生！”这使我非常失望。
我平时和朱先生根本没有接近的机会。但当时他住在清华园的东北角上，门前有个土山，长满绿草。我晚饭后，爱到那边散步。有一次，我经过他门前，见他挺在躺椅上，凸起腹，驾起腿，好像还歪着嘴巴别着牙齿。十足的中年人的神态，我低头避开他的视线，却不想忽然听得他在叫我了。他怎么认识我？而当我走近去时，他却又夸奖了我一句：“听说你的白话文写得很不错！”白话文！他为什么不说文章，而要说白话文呢？我满心不快。
不过此后路上碰见，就免不了要笑笑，点点头了。“一二•九”之后数月，宋哲元派大兵抄检清华园。很有几个榜上挂名的同学，躲在朱先生家里，得免于难。而且听说非常优待，夜里请同学睡沙发，早晨又是每人一个荷包蛋。这使我对他开始有了好感，虽然接近的机会还是不多。
一直到昆明，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夏天，清华文科研究所成立，我才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跟朱先生在一起生活。
研究所的教授和同学，合组一个伙食团。雇了个乡下人做饭，是个可爱的戆徒。人是忠诚极了，饭烧糊，菜没煮熟，也不忍责备他。有次异想天开，去田里捉了许多蚂蚱，炸了捧到饭桌上来孝敬大家。弄得每个人摇头，他还笑嘻嘻地直说：“滋味好呐好！”而忽然谣传“有吏夜捉人”，我们这位戆徒就马上逾墙而走，常常数天甚至半个月不回来。于是一早起来，一群秀才手忙脚乱地生火，淘米，挑水，赶街子……终至于整个研究所翻身，弄得每个人垂头丧气。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吃点这样的苦，算不了什么。但是一个有病而又长期过惯家庭生活像朱先生这样的中年人，怎么受得了呢？然而，他在我们当中，是最不发怨言的一个。
到过后方的人，都知道“公米”的味道。那是需要一个如鸡肫一般的胃来消化的。朱先生平时跟大家吃公米，只有当胃病发作的时候，才吃烤面包。那面包是用又黑又粗的配给面粉，自己在火油箱里烘成的。论滋味，并不比公米强，不过比较容易消化罢了。他瘦得厉害，“骨瘦如柴”不足以形容他。我从前见过的那种“凸起腹，挺在躺椅上”的神态，不用说，是再也没有了。为了营养，他每天早晨添个鸡蛋。这是早餐桌上常谈的话题之一：打碎煮好呢，带壳煮好？煮三分钟好，煮五分钟好呢？……但后来鸡蛋涨得厉害，这一点小小的滋补品，似乎也裁去了。
过着这样的生活，大家在一个大房子里，在丛书、类书、经解、注疏……的围困之中，做着“抱残守缺”的工作。朱先生私人有几架书，也摆在研究所里。他的桌子后面，竖着一个同图书馆的目录柜似的旧柜子，一二十小抽屉里塞满卡片。内容如何，不得详知。只知道他写文章时，总要去查一查。有时拿出一两张来，远远瞥见，卡片上是蚂蚁一般的小字。我心里奇怪，要写满这么多卡片，得花多少时间啊？朱先生治学之严谨，于此可见一斑。
那时闻先生正在考证伏羲是葫芦，女娲是个瓜；朱先生大概已开始写“诗话”。闻先生写文章，喜欢在落笔之前，先说出口来；衔着烟斗，喊：“佩弦，我有个很好的idea……”于是接着总是一场热烈的讨论。朱先生的习惯不同，他默默无声就脱了稿，捧着稿子交到闻先生面前，谦逊地说：“一多，请你看看，看有问题没有？”似乎只有一次例外。一天晚上，他握着笔，忽然抬头对大家说：“我觉得王静安的无我之境很难说。”为这问题，讨论很长久。我以一个门外汉的资格，也说了一点意见，大意是“无我即忘我”。还记得那次讨论，是以朱先生的谦逊的话语作结的，他说：“这样的讨论很有意思，我受益不浅。”
朱先生的生活很有规则。早晨总是他第一个起床，我爱睡懒觉，他到底几点钟起来，始终弄不清楚。只知道他洗漱之后，总要到大门外的晒谷场上跑两圈，练几节健身操。在乡下人看来，这是很有趣的。所以起初，常有些女人和孩子，远远地立定了看他，议论他。晚饭后，照例是一道在田野间散步，或者聚在晒谷场上聊天。聊些什么，多已忘记。只记得有次谈起清朝的汉学大师，数他们的年纪，一个个活到七八十岁。闻先生就说：“做汉学家可以长寿。”朱先生说：“是因为他们长寿，才做得到汉学大师。我身体坏，不敢存这妄想。你却行。”闻先生就笑起来：“能不能做大师，不敢说。活七八十岁，我绝对有把握。”言犹在耳，说有把握的竟遭毒手；自知身体坏的，到底也接着给穷困之手扼死了！
朱先生著作俱在，平日的言论印在青年们的脑子里，也决不会磨灭，他对于民主与文学的功绩，尽人皆知，用不着我多说。草此短文，记琐事数则，驻笔低眉，倍觉黯然。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