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鲁迅在写于世纪初的《文化偏至论》①里，所要讨论的是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的战略选择问题，同时提出的是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新文明”，也就是如何赶上世界新潮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问题。针对当时流行的关于中国的“现代文明”的种种设想，他明确提出，无论是“以富有为文明”“以路旷（即科技——引者注）为文明”，还是“以众治（即以议会民主为代表的现代民主）为文明”，都是片面的，只抓住了“现象之末”，而放弃了“本原”；他因此提出“根底在人”，中国在新世纪里，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也即人的彻底解放，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最后的归宿。
他又进一步回答了“怎样立人”的问题，指出：“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他的结论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这就是说，鲁迅在思考中国所要建立的“现代文明”、所要实现的“现代化”目标时，他并非不重视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与民主，但他更重视与强调“人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他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本末之分”，因此他赋予后者以哲学上绝对的终极的意义与价值，同时在现实层面的现代化（“现代文明”）目标与道路上，强调“立人”是“立国”的前提与基础，逻辑与历史的起点与终点（最终要建立的现代国家是“人国”）。
鲁迅的“立人”思想首先是建立在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自觉反省与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基础上的。鲁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曾经注意到“鲁迅的著作和他的日常谈话里，常常出现‘奴隶’这个词”，他认为，对于鲁迅，这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直接触到内心”的体验。由此形成了鲁迅基本思路：“把人当做人”，还是“使人成为奴隶（无论什么形式与旗号）”，是区分“传统社会（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历史，文化）”的基本标准与尺度；“自觉为人”，还是“甘当奴隶（无论什么形式与旗帜）”，是区分“传统人（知识分子）”与“现代人（知识分子）”的基本标准。他的几乎是无所不至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文明）批判正是以此为价值尺度的。
鲁迅的“立人”思想也是他对西方现代化道路反思的结果。鲁迅在本世纪初，当人们陷于西方物质文明与科学、民主的盲目崇拜时，他对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提出了质疑与保留。而在30年代，当他对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上海都市文明进行批判性的审视时，他在现代教育、现代传播（新闻，出版，等等）、现代家庭关系……诸多方面，都发现了新的奴役的再生产与再建构。这正是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也不能将人引出“奴隶时代”。
于是，鲁迅和他同时代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一起，把希望转向“第三样的时代”与“第三种文化”。而当鲁迅对苏联的现实作了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他在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实际斗争中，亲自有了“在革命的大人物”，“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的实际体验，又立刻作出了新的概括：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现了“革命工头”与“奴隶总管”，发现了“目标”（争取人的彻底解放）与“后果”（人的新的奴隶化）的巨大反差。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一再表示，要将他的这一发现，留给后代，则中国的前途“庶几有救”。这表明，尽管鲁迅终生也没有找到使中国人与人类彻底走出“奴隶时代”之路，但他最后仍然坚持（或者说又回到了世纪初的起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目标，这本身即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
（摘编自钱理群《绝对不能让步》）
材料二
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
所谓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
悟性，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
理性，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自觉的理性的人。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自觉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全人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改变本民族的精神和人类的人性。
鲁迅毕生所致力的，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摘编自张梦阳《鲁迅在今天的意义》）
【注】①《文化偏至论》，鲁迅于1908年8月在留学生命志《河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