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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客说起中华美食之道,往往喜欢引用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八个字。其实,孔子所言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更侧重于祭祀时饮食的态度而非对味道的追求。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烹饪、碓舂、切肉工艺均相对原始,将“食”做“精”、“脍”做“细”,体现了厨人与食者严肃真诚的态度。 孔子的饮食观背后,是其心怀的礼制。《礼记》所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大意即是“礼仪制度和风俗习惯始于饮食活动”。

古代中国对食物的“淡漠”不仅出于食材的积累、交融的缓慢,更在于儒家对口腹之欲的“打压”。一方面,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教诲让士大夫阶层往往远离庖厨而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另一方面,自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士大夫阶层仕途通畅,“学而优则仕”也有着丰厚的现实回报。至晚在唐代之前,文人对于饮食之事是少有重视的。

隋唐时期饮食文化尤其是宴席之风虽有较大发展,但在盛世文治武功的影响下,士大夫阶层的追求依然在“提笔安天下、马上定乾坤”之中,“烹羊宰牛”式的盛筵并没有孕育出与之相当的饮食文化。唐代盛极一时的烧尾宴,也只是公卿士大夫的盛宴,远非平民百姓所能享受。

转折来自于两宋:从个体角度来看,两宋文化昌盛导致读书人与日俱增以至于仕途门槛抬高,同时武功疲弱又令多少人壮志难酬;从朝廷角度来看,宋室有鉴于唐朝藩镇割据之痛,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始便鼓励朝臣“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用舍行藏之下,也不由得士大夫们不将视线转向饮食了。

元朝统一后,汉族士人愈加边缘化。明清易代,朝廷中枢又多为满族垄断,“学而优则仕”的路途不再畅通无阻,文人的兴趣自然而然愈加转向声色犬马。如以“小品圣手”名世的张岱,便在《陶庵梦忆》 中洋洋自得地夸口“越中清馋,无过余者”,从北京的苹婆果到台州的江瑶柱,从山西的天花菜到临海的枕头瓜,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美食竟尝了个遍。又如戏曲大家李渔,一边醉心于梨园之乐,一边也不忘鲜衣美食这一类“家居有事”,并在理论巨著《闲情偶寄》中加入“饮馔”一部,系统阐述其“存原味、求真趣”的饮食美学思想与“宗自然、尊鲜味”饮食文化观念。

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饮食之人”不再被轻贱,于是一大批美食家在清代前半叶应运而生,在这一背景下,“食圣”袁枚登场了。

袁枚在《与薛寿鱼书》中公然提出“夫所谓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弈,俞跗之医,皆可以不朽也”,而他自己则将饮食之道视为堪与周公孔子之为相媲美的事业,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

袁枚作诗以“性灵说”为主张,认为诗应直抒心灵,表达真意,这一主张也融合到了饮食中:他认为在烹饪之前要了解食材、尊重物性,注意食材间的搭配和时间把握;他反对铺张浪费,提出“肴佳原不在钱多”,食材之美更在于物尽其用;他将人文主义引入饮食,宣扬“物为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他强调烹饪理论的重要性,以为中国烹法完全依厨人经验不利于传承,为了给后世食客厨人树立典范,又煞费苦心撰写出了《随园食单》——这部南北美食集大成之作,再一次为中华美食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纪元。

《随园食单》之前,中国历代亦不乏饮食著作,但关于制法的记述往往过于简略,如隋代《食经》唐代《烧尾宴食单》之类甚至流于“报菜名”。宋元以降,饮食著作的烹饪方法逐渐明晰,但亦停留在“形而下”的层次。而《随园食单》则完成了饮食文化从经验向理论的最终蜕变。如“须知单”“戒单”中梳理了物性、作料、洗刷、调剂、搭配、火候、器具、上菜等方方面面,“上菜须知”中的“盐者宜先,淡 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等,都是对中国千年烹饪经验一次开创性的总结与编排。

在袁枚和他的《随园食单》之后,中国饮食文化从“形而上”的思想层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之后的百余年里,帮口菜渐渐发达,“四大菜系”“八大菜系”逐渐成形。

(摘编自江隐龙《中华尚食之道里,自有一个民族坚韧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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