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苏东坡论唐朝大诗人兼画家王维(摩诘)的《蓝田烟雨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曰：“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补摩诘之遗”。
以上是东坡的话，所引的那首诗，不论它是不是好事者所补，把它放到王维和裴迪所唱和的辅川绝句里去是可以乱真的。这确是一首“诗中有画”的诗。“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可以画出来成为一幅清奇冷艳的画，但是“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二句，却是不能在画面上直接画出来的。假使刻舟求剑似地画出一个人穿了一件湿衣服，即使不难看，也不能把这种意味和感觉像这两句诗那样完全传达出来。好画家可以设法暗示这种意味和感觉，却不能直接画出来。这位补诗的人也正是从王维这幅画里体会到这种意味和感觉，所以用“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两句诗来补足它。这幅画上可能并不曾画有人物，那会更好的暗示这感觉和意味。而另一位诗人可能体会不同而写出别的诗句来。画和诗毕竟是两回事。诗中可以有画，像头两句里所写的，但诗不全是画。而那不能直接画出来的后两句恰正是·诗中之诗_，正是构成这首诗是诗而不是画的精要部分.
然而那幅画里若不能暗示或启发人写出这诗句来，它可能是一张很好的写实照片，却又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画，更不是大诗画家王维的画了。这“诗”和“画”的微妙的辩证关系不是值得我们深思探索的吗？
宋朝文人晁以道有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这也是论诗画的离合异同。画外意，待诗来传，才能圆满，诗里具有画所写的形态，才能形象化、具体化，不至于太抽象。
但是王安石《明妃曲》诗云：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他是个喜欢做翻案文章的人，然而他的话是有道理的。美人的意态确是难画出的，东施以活人来效颦西施尚且失败，何况是画家调脂弄粉。那画不出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古代诗人随手拈来的这两句诗，却使孔子以前的中国美人如同在我们眼面前。达·芬奇用了四年工夫画出蒙娜丽莎的美目巧笑，在该画初完成时，当也能给予我们同样新鲜生动的感受。现在我却觉得我们古人这两句诗仍是千古如新，而油画受了时间的侵蚀，后人的补修，已只能令人在想象里追寻旧影了。我曾经坐在原画前默默领略了一小时，口里念着我们古人的诗句，觉得诗启发了画中意态，画给予诗以具体形象，诗画交辉，意境丰满，各不相下，各有千秋。
达·芬奇在这画像里突破了画和诗的界限，使画成了诗。谜样的微笑，勾引起后来无数诗人心魂震荡，感觉这双妙目巧笑，深远如海，味之不尽，天才真是无所不可。但是画和诗的分界仍是不能泯灭的，也是不应该泯灭的，各有各的特殊表现力和表现领域。探索这微妙的分界，正是近代美学开创时为自己提出了的任务。
诗中有画，而不全是画，画中有诗，而不全是诗。诗画各有表现的可能性范围，一般地说来，这是正确的。画里本可以有诗(苏东坡语)，但是若把画里每一根线条，每一块色彩，每一条光，每一个形都饱吸着浓情蜜意，它就成为画家的抒情作品，像伦勃朗的油画，中国元人的山水。但画和诗仍是有区别的。
诗和画各有它的具体的物质条件，局限着它的表现力和表现范围，不能相代，也不必相代。但各自又可以把对方尽量吸进自己的艺术形式里来。诗和画的圆满结合(诗不压倒画，画也不压倒诗，而是相互交流交浸)，就是情和景的圆满结合，也就是所谓"艺术意境。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
材料二：
历代对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批评大多集中于诗是否"可画”。随着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引入，特别是钱锺书先生《读〈拉奥孔)》一文指出了诗歌和绘画两种艺术门类有着不同特征，即诗歌是描写历时性、作用于想象的语言艺术，绘画是描写共时性、作用于视觉的造型艺术，这种差别决定了两者在融通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差异。诗画异质的理论却容易发展为诗画地位不同论，仅以"可画，作为拉低诗歌艺术水准的论据，而忽视了"诗中有画，一语中"有画，带来的诗外之美。"画，在这里更多是代表一种画意，是诗歌利用语言艺术构造的想象境界。这实际上用绘画技术层面的"诗不可画，消解了诗学审美层面的"诗中有画”。这种消解与学界长期以来利用绘画的技法分析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特征有关，即画技遮蔽了画意。以色彩、线条、构图等绘画技法来分析王维诗歌艺术的文章层出不穷。大量基于王维诗歌中绘画技法的分析文章造成了对"诗中有画，的认识只停留在"技”的层面，而忽略了更高层次上的"意。而这种充斥着"技，层面分析的局面却诱导反驳者以技论技，走向"诗不可画，这一误区。因此正是画技对画意的遮蔽造成了技术层面的"诗不可画，对美学层面的"诗中有画，的遮蔽。实际上产生这两个遮蔽的原因正在于对"诗中有画，中"画，的不同理解。除了解读为画意和画技之外，尚可解读为画风。
摘编自史双元《"诗中有画”的再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