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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国人有意识地译介域外文学,不过百余年历史。以何种语言对应域外的作品,是让几代译者费心的事情。

林纾选择的是古文,他对于汉唐文章的推崇,使翻译多了古朴的元素。但林纾的古文,乃文言文中的杂体,他吸收了笔记小说的句式,也是对的,保持古文特色,大概在学术著作里不是问题,但这个理念用于文学翻译就成为问题。林纾在实践中感到,恪守古文之道并不容易。钱锺书说,林纾虽然是古文家,但在转化外来辞章时,不得不有些变通,文言、俗语也不时出现,也非纯正的古文了。恪守旧的思路,不易打通文本间的隔膜,要表明真意,不得不放开手脚。于是古文章的套路就渐渐松懈,雅中有俗也不可避免。

周氏兄弟的翻译,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最初的翻译,受章太炎的影响,用的是六朝之前的古文,因为佶屈聱牙,读懂其意者甚少。过分看重古文与文言,其实破坏了审美的流动性和多样性,他们不久就意识到文体的选择,也关乎作品的成败,后来逐渐杂以口语和俗语,所译的小说也渐渐被世人接受了。

文言与俗语,看似势不两立,实则也有结合的可能。用文言写作与翻译,能提高读者的智性,续写文学的关质,而俗语则更接近大众,使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不少翻译家对于文言与俗语的关系,有深厚的理解。比如钱稻孙翻译但丁《神曲》,就意识到那文字如何引入意大利的俗语,与拉丁语这种“雅言”有了区别,但丁的写作丰富了母语,他从“雅言”那里出来,以俗语调适着词章,变为后来的新雅言。

翻译的过程,乃是与异质的时空对话的过程,词语的陌生化表达,才是一种功力。信、达、雅固然甚好,但硬译能改变阅读的习惯,对于思维的突围性的培养多有帮助。周氏兄弟后来的翻译就发生了变化。他们以直译的方式,撕裂了母语的表达,给汉语注入新鲜的血液。在周氏兄弟那里,因为意识到中外文法不同,必须选择克服汉语局限的办法,于是注重的是句子与句子间的呼应,在词语的轻重、急缓里增加修辞的内涵,这给表达带来了生机。新一代学人除了流布思想的愿望深埋其间,还有创造新语言的冲动,刘半农在《译者导言》里承认,自己翻译的诗歌参考了佛经翻译的经验,直译中形成了新的文体。严家炎称这是“被翻译逼出来的新文体”,其中雅俗之间的关系得以调适。“新文体”后来被人们称为“语体文”。

由翻译引起的文言与俗语之辨,以及“语体文”的确立,使汉语书写在磨合里走了一条新路。但后来的变化出人意料,三十年代后,关于大众化、通俗化的讨论,文言的元素无声地淡出。“语体文”的表现不免失衡,我们看蒋光慈、胡也频等人的写作,苏联译本的影子深深,那些辞章里多了意识形态的影子,这时候,在流行的文学里,词语背后的历史感弱化,“语体文”开始有了翻译腔,未能保持古老汉语的质感。翻译文体脱离母语的根,导致了表达的平庸,直到八十年代,翻译腔依然在文坛盛行,当代许多走红的作家,都是在翻译腔中长大的,作品的辞章之美颇为稀少。王小波曾感叹傅雷、穆旦的译文之美,其实是对于当时流行的翻译文体的揶揄。翻译也是创造,有时乃是写作风气的引领者。从鸠摩罗什、玄奘到鲁迅、穆旦,已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的劳作使汉语多了流动性和暗示性,智性也得以生长。不过遗憾的是,今天的翻译家与小说家,对于译介之道中的文之道,大多不太注意了。

(摘编自孙郁《译介之道与文之道》)

材料二:

鲁迅曾把翻译比作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窃火;那么,当年那些为西学东渐推波助澜的翻译家便是名副其实的“窃火者”。1931年,在上海文化界为鲁迅举行的五十岁生日庆祝会上,美国小说家兼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问秋斯,中国文化人为什么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翻译外国作品,不多从事自己的创作呢?秋斯回答:“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中间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不多介绍先进国家的名著,供中国青年作家取法,中国的新文学不会凭空产生出来。”后来秋斯在《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文中又做说明:“诚然,世间没有哪一种名著是模仿得来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是模仿成功的。不过这是论结果,不是论过程”;“落后国家要想追上先进国家,不能不先之以模仿,追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才能清算这个模仿阶段,从一般性到特殊性”。秋斯比喻说,这就像“供模仿的仿影和字帖,在初学时期显然是不可少的”。

秋斯说:“一个负责的译者,不但要通晓语文,还要具有与原作者同等的或详尽的想象力或表达力。就这一点来说,翻译就是创作。因为生活经验或文学修养因人不同,尽管两个作家写完全相同的事物,写出来的东西也会很不相同。”

(摘编自凌山《“窃火者”的路——董秋斯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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