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中国自古有丰富的政治思想，但无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科，因此百年来传入中国的有欧洲制度主义政治学和美国个体权利政治学等。客观地说，这些外源性学说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势，但并不能回答、更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西方模式”危机证明了“历史终结论”[注]的终结，西方政治学也随之陷于困境，迷失了方向。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在动荡不安的世界政治中格外引人注目，而这显然不是既有的西方政治学所能解释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最有资格拥有自己的政治学。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自主性的政治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那么，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都是古老的学问，二者的事实性组合也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学科意义上的“历史政治学”是一个新概念、新范畴。在一般意义上，历史政治学就是以政治学视野去研究历史，在历史研究的发现中去丰富和发展政治学。具体而言，在认识论上，历史政治学研究政治问题的情景论；在方法论上，重视问题的时间性和时间进程；在本体论上，历史政治学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
历史政治学能够进一步解释政治生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重大问题，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各国治理模式的历史文明基因。比如当代中国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形态与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历史的血脉和基因并未因此而隔断，历次的制度变化依然没有割断五千年文明史。再比如，改革开放前后的关系，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前后是连续、统一的。在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视域中，不仅要看到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连续性，更要认识到改革开放前的制度安排是改革开放后制度变迁的基本框架和方向，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迁强化了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制度结构与基本制度。
历史政治学不但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独特视角，还是发展政治理论的重要路径。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政治学学科以及政治理论，自然应该是“历史—实践—理论”三位一体的研究，或者说政治学的知识理论应该来自历史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政治理论中的国家理论、政体(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几乎都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国家概念、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无不来自西方国家的历史与实践；而对于中国和很多非西方国家来说却是非历史性的，甚至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存在巨大张力乃至冲突性关系。这意味着，建设自主性政治学或中国特色政治学必须回到中国历史，在研究历史中发现和提炼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
能够连续性存在几千年的政治文明体，自然蕴含着政治学理论的宝贵资源，是发掘历史政治学的富矿，但中国历史上的丰富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未能被系统表述为学科化、概念化的政治学理论。未来，需要结合中国政治史或比较历史重新界定相关概念，推进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这应该是中国政治学的努力方向。
(摘编自杨光斌《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历史政治学》)
【注】历史终结论：指“共产主义失败论”，是由日裔美国人福山提出的。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材料二：历史政治学不是历史学，它的学科主体和主体性是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有几个维度需要注意。
一是可界定的政治学维度。有边界才有学术分工，才能形成学科的主体性。中国历史学做得那么丰富了，我们再添一块砖一块瓦，没有意义。历史政治学一定要注意它的主体性是政治学。它与历史学有什么区别呢？历史学重在摆事实，政治学重在讲道理，在于分析和解释。
二是可标识的政治学命题。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核心对象和要素，政治学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国家及其相关问题。只有从政治学的命题入手，它才能够与其他学科有所区别。当然也有交叉的地方，比如说赵鼎新老师研究历史，也研究国家，也研究历史社会学。这个有交汇，但是还是要有分工。
三是可通约的政治学概念。为什么政治学起源和发端于古希腊，中国有丰富的政治实践却没能形成一门学科，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明确定义的、超越个别经验的、可通约的政治学概念。中国路径是独特的，中国经验是独到的，中国故事是独家的，但是从中国路径、经验和故事提炼出来的概念应该是可交流的、可传播的、可意会的。历史政治学要从中国之治中提炼出让他者听得懂的中国之理，你要让人家听得懂你的故事，而不是只能自己听得懂。
四是可整合的政治学范式。历史政治学重在讲道理，寻找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把碎片化的历史现象和事实连接起来，就要通过特定分析框架和范式加以解释和分析，有方法、有范式，才能自成一家，才有学说。历史政治学是不是能够作为一门学科成立，是否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甚至解释世界，就看其有没有独到的分析框架和范式。一门学科，包括历史政治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在于叙事。历史学的优势在叙事，在叙事上的精细、考据，但问题在于它不注重说理。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一事讲一理。一个事情里面有一个道理，能够从中国叙事当中提炼出中国化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中国人自己听得懂的理论。我们在一事讲一理方面有了很大进展，但是最缺的是万事皆一理，也就是从中国叙事当中有所发现，从中国道理当中有所启示、有所超越，形成具有普世性的概念和框架。这是第三个层次。
(摘编自徐勇《从历史变迁的视野研究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