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时期，内向化演进模式的形式及其经济停滞状态出现。而究其原因则为在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由于人口的增长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导致人均经济量值的停滞和下降。其中，江南地区农业精耕细作，亩产达到四五百斤；亩产的提高主要在于亩均劳动量投入的增加。由于地少人多，其生产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缩小，小生产的模式日趋强化。手工业在技术分工等方面有所进化，但生产动力、生产机械与宋元比较没有大的改进。传统商业经营的商品非主要生活用品，更少生产资料，所谓“其货纤靡，其人善贾”，这种商品流通、市场交换仅是自然经济的调节和补充，其运作能量和运作方式不具备现代市场的内在张力。在经营商业是“末富”政策环境中，商人的正常经济活动常受到政府的“超经济强制”的干预，商业活动的最大风险不是来自市场，而是官府的“留难”。商人的政治地位低下，自然财产也得不到法律保护。明清时期，中国外贸主要有官方朝贡贸易、公行贸易和“非法”的私人贸易，这一时期的贸易与唐宋相比，其外贸的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均不及，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摘编自樊卫国《论明清经济演进的内向化倾向》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借助于传统水路和现代铁路，与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实施对接，从而逐步发展起了以沿海和国际市场的进出口贸易为导向的近代外向型经济。毋庸讳言的是，由于中原并不直接面海临江，所以，各通商口岸对它的经济辐射，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各通商口岸的进出口业务，总是先在沿海、沿江省区展开，稍后才会逐渐延展到内陆的某些区域。从当时各口岸的海关贸易报告和贸易统计中相关资料的多少和数值的大小上，也可以感受到内陆和沿海、沿江省区之间，经济外向化进程上的这一差距。在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利用中国沿海最大对外贸易港的区位优势，通过其他通商口岸的中转作用，将其经济辐射的范围，逐步从长江三角洲地区，向整个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扩展。而汉口开埠后，各种洋货便经汉水支流小王唐、白河流域销往到此，而这一地区的土特产品，也经水运销往汉口和国际市场。
——摘编自吴俊范《近代中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