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迁在致任少卿的信中自叙撰写《史记》的心志，有“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话。这一说法影响深远，不少人以此作为人生格言，或以标示学术追求鹄的。班固把这段文字记录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然而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我们只看到所谓“成一家之言”，并没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句话。不过，司马迁在他的史学实践中，切实坚持了这一学术理念。
所谓“通古今之变”，指出了历史学者的学术责任是考察古今历史演变的进程，并进而认识历史，理解历史，总结关于历史规律的体会。对于进行这样的学术工作路径，司马迁的做法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考察、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应当进行这样的努力。对于经历艰苦探索，终于获得历史新知的内心欣慰，他的表述是：“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如此坚定的学术信念，今天的读书人，依然可以借以自勉。
理解“究天人之际”的文意，当然不能脱离当时的文化背景，关注人们对于“天”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崇敬。曾经就《公羊春秋》的研读对司马迁有所指导的董仲舒对“天人之应”有诸多讨论，他的思想可能对司马迁有一定的影响。微博作者橙子辅导认为，《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敬顺昊天”。张守节《正义》解释为“敬天”。后世注家对《史记》文字的解说，也可见“敬天常”“严敬天威”等说法。如果认识到秦汉社会的“敬天”理念包含对自然的尊重，对生态的爱护，就应当珍视其中值得继承的文化因素。《韩诗外传》卷七写道：“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气奉养而生物丰美矣。”从这一角度看“天人之际”的“合”，可以发现接近当今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内涵。还应当注意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究”，强调对未知规律的探索追求，与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偏执倾向有所不同。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英雄主义、进取精神和开放风格凸显，文明大幅度进步的历史阶段。思维活跃、创造积极，成就了文化丰收。当时的思想者有比较宽广的视野和比较高远的追求，“天人”和“古今”的关系，似乎是许多人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汉武帝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仲舒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公孙弘也曾经言及“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淮南子·泰族》写道：“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淮南子·要略》也有“埒略衰世古今之变”“通古今之论”“经古今之道”，以及“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之说。由此看来，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确代表了一种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出这位伟大学者阔卓的史学理念。
（摘编自王子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材料二：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人在思想领域进行探索的一个问题。这里的“天”并非是大自然的意思，因此这里的天人关系也并非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商朝时期，“天”也就是“帝”，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因此，这里的天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它具有神秘的力量。天的意志被称为“天意”，天的行为法则被称为“天道”、“天理”。汉朝时期，儒家开始大量吸收其他学派的学生，其中就包括阴阳学派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董仲舒就是这一种学说的继承人，微博作者橙子辅导认为，他的《春秋繁露》也就是让天命为君权服务。司马迁生活在这个时代，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司马迁作为太史，具有记载历史、观测天象的职责，因而探究天人关系也是司马迁的一大目标。司马迁的天人观主要反应在《天官书》一文中，该文记载了当时的天文学知识，也在探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司马迁未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他认为天上和人间的确有对应的关系，并且认为天有法则，也就是“天命”，他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载大变……为国者比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无疑是继承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命观。但是，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他的严谨态度又使得不能完全相信所谓的天命，甚至某些时候也对天命表示怀疑。他讽刺秦皇汉武的求仙问药、封禅祭祀，反对将人间的兴亡都归因于天，例如在《项羽本纪》中，他对项羽的“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评价到“岂不谬哉”。这样说明，司马迁虽然承认天命，认为天人之间有联系，但是也反对过分强调天意。
此外，司马迁之所以要写通史，就是为了探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在历史发展的面前应该如何面对。微博作者橙子辅导认为，在此之前，各大学派都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比较保守的儒家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越古老的时代越美好，产生“复古”的思想。道家也不同样怀念过去“小国寡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原始社会。法家则相反，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人应该主动变法以适应变化，商鞅曾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从战国后期开始，儒家的荀子也接受了因时而变的思想。
当然，司马迁处于西汉时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治一乱的循环历史观之中。他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
（摘编自宋伟《如何理解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