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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Ⅰ

材料一:

所谓“述序事理”,是指在叙事的过程中阐明事理,包含着从叙述到解释的过程,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事”中有“理”,“理”在“事”中。《史记》“述序事理”的路径多样,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见其大概。

通过记载名文或名言的方式,让历史人物“亲自”向读者说理。例如,《秦始皇本纪》载贾谊《过秦论》,是把叙事者的身份交给贾谊,让其“亲自”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向读者解释强秦之骤亡。又如,《高祖本纪》载刘邦与高起、王陵在宴席间的一段对话,是让刘邦“亲口”把自己善于用人的政治智慧展现给读者,说明其“所以取天下”之理。

擅长用“两两对照”的方法将复杂的历史形势娓娓道来。例如,把《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对照着读,则项羽与刘邦二人为人的动与静、霸与仁、直与婉,在这种两两对照的笔法下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对照之中将人物生平轨迹和成败得失之“理”阐明,这是《史记》叙事之“述序事理”的又一个表现。

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阐明一些道理,是《史记》“述序事理”最难能可贵之处。如《苏秦列传》,全传由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而被兄弟嫂妹妻妾窃笑开篇,先讲他至秦、之赵所出之计不为所用;接着写他游燕,再至赵,说韩、说魏、说齐、说楚以促成六国合纵,并相六国,使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再写秦派犀首破坏纵约,以及苏秦被人毁谤、私通燕王之母,并最终遇刺于齐。通篇传记在着笔刻画苏秦“智过于人”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这样一位纵横六国的智士,却不能掌握自身的得志与失势,令人不能不感慨一人之成败与其所处之世、所遇之时的密切关联。

继承《左传》“君子曰”的传统而设置“太史公曰”以说明种种道理。这可有多种表述形式:或于开始叙事之前写一篇序文来交待撰述主旨,或于篇末设“太史公曰”来对人物、史事作一番总体定位。有时也在叙事之间,就某事展开议论,形成夹叙夹议的传统。“太史公曰”与《史记》的叙事部分在内容上和思想上关系密切,是司马迁直接表达其思想、观点的途径,对于那些在叙事过程中不便写明之“理”,“太史公曰”起到了补充说明和总结论断的作用。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曾写下他的撰述意旨:“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说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既包含一国兴坏之理,也是要写出一人成败之理。总之,《史记》对于“事理”的阐述,层次不同,路径多样,的确担得起刘向、扬雄、班彪、班固等人的佳评。

(摘编自朱露川《史书叙事是怎么回事》)

材料二:

中国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以“群”和“类”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视野,《周易·系辞上》讲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战国策·齐策》讲的“物各有畴”,都是这个意思。在史学家那里,以“群”和“类”的眼光来认识考察社会发展的大势,成为史书叙事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揭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古代史书的一大成就在于运用类传考察社会历史进程。类传的做法是把身份相同或品行相近的历史人物类编成传,设置标目,形成一组组人物群像,进而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风貌。范晔《后汉书》中的党锢、循吏,酷吏、宦者等《传》写出了东汉的政治景象,儒林、文苑两《传》写出了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思潮,方术、逸民、列女、独行等《传》反映了社会风貌,这本书因此收获佳评。

一个群体得以在历史上充分发挥作用,与时代所赋予的机遇密切相关,这是古代史书写人物群像着意揭示的内容。《隋书》卷六四主要写了十位在北周和隋朝南征北战的勇士,而这十人各有各的遭际。其中李圆通、张定和、麦铁杖、来护儿等人或家世寒微,或年少孤苦,或渔猎为生,却在纷乱不平的年代建功立业,留名青史,这背后的原因正在于“遇其时”。都说读史使人明智,当人们读过《隋书》卷六四,掩卷沉思,自然会对历史所赋予人们的时机有更深刻的体悟。古代史书写历史上的一代代群体,又每每通过写群体间的相互配合而把他们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来。钱穆先生曾说:“汉祖唐宗,只是一人,同时还有其他文武一大批,几十百人集为一大群,各人有各人所长,各人有各人之贡献。”以汉初名相萧何、曹参为例,二人在西汉初年先后为相,《史记》的做法是:于《萧相国世家》着意写萧何追随刘邦起兵诛秦,经楚汉之战、守卫汉中,以及灭异姓诸侯王等“定策之功”;于《曹相国世家》着意写曹参继任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的施政举措,这种休息无为的举措正适合汉初的社会需要,“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可以说正是在萧何定策、曹参守之的政治格局下,汉初得以在战乱之后休养生息,奠定了西汉一代的统治基业。正直、智慧、果敢的群体可以帮助帝王开创一代盛世,而奸邪、趋利、荒诞的群体又会成为致使一个皇朝走向衰亡的蠹虫。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既擅长写个人的思想、品格、行为甚至相貌,也着意于考察个人、群体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关注个人,群体与其所处之“世”、所遇之“时”和所乘之“势”之间的联系,正是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特点和优长。

(摘编自朱露川《史书叙事中的个人、群体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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