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及以后诸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展的做法，继承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朱元璋分封的诸子大都遣镇北方，前朝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仍被明朝继承。为防范“北虏”南下，明朝修建九边重镇，修缮长城并驻重兵，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应对北方游牧势力。明朝对南部边疆也未放弃经营。在南部蛮夷地区大量派驻军队，以卫所的形式驻守各地。卫所军士有军籍，携带家眷子女，世代相继为军户。军士中大部分参加屯田，小部分驻防。在南部边疆各省，郡县、卫所互为表里，施政则相辅相制。卫所主要安置在农业地区及形胜险要之处，遂形成大规模的军事性质的移民浪潮，稚动了卫所地区社会的发展。在设置卫所以外蛮夷聚居的边远地区，明朝普遍推行土司制度，总体上实行卫所与土司结合统治的双轨制。
一一摘编自 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巩固和建设边疆，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样的政策措施对边疆进行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建国的政治纲领，对民族政策做了全面规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派遣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内蒙、东北等民族地区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宣讲，积极争取边疆各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实现新生 政权的稳固。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下发《中 央人民政府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和侮辱。为实现共同纲领民族政策的需要进行培养民族干部，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原新疆学院改称民族学院。截至1952年6月，全国已建立各级民族自治区共130多个，自治区内少数民族人口约计450万人。
——摘编自白江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边疆治理政策概述》
材料三：民族工作在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党从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整体优势高度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势的集中概括。……以促进民族团结为核心，以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为目标，以社会治理现代化新理念为指引，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切实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民族地区的治理效能。
——摘编自陈亚联《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