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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I

材料一 :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中国创造的科技奇观以超凡的速度和气魄呈现在世人面前。如CRH380A动车组跑出486.1公里的时速;“蛟龙”号成功载人深潜7020米,“神九”飞船与天宫一号实现手控交会对接……这些科学知识、科学现象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中通常以奇观的方式被呈现,并通过持续不断的阅读融入读者的科学认知。科学奇观,意味着挑战人类既有的感知尺度和感知方式,为日渐平庸化、琐碎化、常态化的感知注入新的美学元素。报告文学无疑是建构高科技时代奇观美学的重要媒介。总体而言,这种奇观美学既具有严密的科学理性,又极富想象力与艺术气息。

围绕科技创新主题,近年来的中国报告文学还创造出颇具范式意义的叙述模式,主要表现为:面对科技难题,科技工作者克服重重障碍,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攻坚克难。显然,创新是驱动情节的动力,而攻克一个个科技难关则组成叙述结构。此外,以创新驱动的叙述结构,还包含一条条情感或心灵副线,它们共同展现出中国科技工作者为追求科学、探索真理、实现中国科技跨越式发展而顽强拼搏的心路历程。应该说,能否走进科技工作者的心灵世界,是衡量此类报告文学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中国天眼—南仁东传》之所以让人动容,是因为王宏甲深入细致地追踪、复原南仁东不为人知的心灵世界。每一项高新科技、每一个伟大工程的背后都隐伏着难以计敦的心灵秘史,而当每个个体的心灵史汇聚成河,便成为中华民族追求创新、赢得尊重的心灵史诗。因此,科技创新类报告文学要提炼出科学家的精神品质和家国情怀,这是报告文学责无旁贷的使命与担当。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8日林强《创新报国:当代报告文学的时代主题》)

材料二: 

全媒体时代新闻多形态传播的强势,改变着既有的传播和接受的格局。这样对原先相对依赖于新闻性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必然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早先新闻媒体无法报道的一些材料,可以借助报告文学的形式推出,现在这种报告题材的初始性基本不再具有。原先报告文学写作比较多地倚重于题材的重大,现在由于多媒体对其多维度多形态的挖掘,使读者减弱了接受兴趣和期待。这些情况促使报告文学在题材摄取方面出现相应的变化。作者注意对写作题材从现实和历史两个端面作总体性的双向拓展,同时,在现实题材和历史书写两端又各自进行开疆拓土。

在现实题材报告方面,既重视重大题材、时代杰出人物等的写作,又不唯重大是取,也关注有价值的日常生活题材的叙写。前者如徐剑的《东方哈达》、何建明的《浦东史诗》、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陈启文的《袁隆平的世界》、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等作品,分别记写青藏铁路建设、浦东开发开放、汶川大地震和袁隆平、南仁东等重大事件及典型人物,有的作品以史诗之笔书写史诗性的伟大创造,以宏大叙事的方式,讲述展示中华力量、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国故事,其时代新“史记”的价值不言而喻。后者如陈庆港的《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以小见大地反映现实中国另外的真实存在,展现了更具广泛性,典型性的基层大多数人的生存景象和精神世界。

在题材向现实生活做多向拓展的同时,报告文学作者还致力于从历史的回潮中挖掘材料。2018年第7届“鲁迅文学奖”参评报告文学的作品有230部(篇),其中《西长城》《围困长春》《守望初心》《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此岸,彼岸》《抗战老兵口述历史》《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大写西城》等皆是历史类题材作品,占比也比较大。这些作品对历史的涉面是多向的,有的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有的则是存留在历史皱褶里的微尘,但却是可以洞见社会巨大存在的化石。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首先是因为历史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魅力。现实是历史的流向,历史是现实的背景。读者的精神心理往往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勾连之中。其次是全媒体更多关注当下发生的五光十色的新闻,而对沉寂的具有某种弱新闻性的历史题材关注度相对较低。正是在这里,丰富的沉入时间地平线以下的人与事等,成为报告文学不竭的写作资源库藏。

然而,关于报告文学历史书写的可能性,学界和评论界也存有质疑。“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极难或几乎不可能实现“非虚构”的叙述要求。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特别是场面或细节的描写,在完全失去了采访当事人的情况下,要实现既是“报告”又是“文学”的具体生动的“非虚构”叙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有不少史志类作品很明显存在着“穿越”和“演义”,与非虚构的原则相去甚远。但这又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能采访到当事人,当然更能达成写作的真实性,但这也并不能保证充分的真实性。真实性是一个复杂的命题。报告文学的写作是一种需要作者诚实的写作,在主观上不能故意虚构。历史写作在实现非虚构方面更具难度,这就需要作者更多地采用田野调查、知识考古、文献研读等方式,逼近写作对象,尽可能历史地还原历史存在本身,不能因为片面求取文学性而伤害其根本的历史性。我们也不能依据普适的文学性标准,来要求报告文学,尤其是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

(摘编自《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丁晓原《论“全媒体”时代的中国报告文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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