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蠡之死
1940年夏，巴金赴西南大后方，行前将文生社全部社务交由陆蠡负责。巴金走后一年多，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进入上海租界。危难之中，陆蠡与文生社同仁镇定应对，一如既往地编书、印书、售书，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靳以的《前夕》。文生社重要作者、陆蠡的好友靳以，抗战爆发后去了重庆，花了3年工夫写成这部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因当地出版印刷条件太差，就写信到当时还是“孤岛”的上海，征询能否在文生社出书。陆蠡满口应允，并寄来亲手设计的封面草图。靳以备受鼓舞，赶忙发动亲友火速誊录，硬是将《前夕》从头到尾另抄了一份。然后又一页页装进航空信封，先后装了200封，全部依次编号。为了防止敌伪检查扣压，发信人和收信人都不断更换假名；而且经常易地分散投寄，每天只寄几封。就这样，这部卷帙浩繁的书稿被化整为零，源源不绝地递往申城。陆蠡收到后，也采用流水作业，边加工编辑，边发稿付排，变零为整。最后编定为两册，顺利出书。
陆蠡与两位同仁苦苦支撑在日伪肆虐的上海，有如在茫茫荒漠之中殚精竭虑地维护着文生社这一块小小的绿洲。境况一天比一天险恶，恐怖如瘟疫般蔓延。多家书店横遭查封。陆蠡当时最亲密的朋友陈西禾在《怀陆蠡》一文中透露，有一天陆蠡忧心忡忡地说：“文生社已经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一部分在别处寄售的书被捕房抄去了，据说是有抗日嫌疑。”这些书中就有《前夕》等。1942年3月初，鳏居多年的陆蠡和张宛若女士喜结良缘。正当新婚燕尔，新人还沉浸在蜜月的愉悦之中，灾祸突从天降。4月13日，卢家湾捕房查抄文生社，声称要找负责人，并砸开书库大门，劫走存书数万册，抓走了两个人。当天陆蠡正好外出，得知此事后，朋友家人劝他躲一躲，但他认为自己身为文生社负责人，社里有难不能逃避，理应前去据理抗辩。为了营救被抓走的两位同事，追回被抢图书，为社里讨个公道，他孤身来到捕房，不料却落入虎口，当即被戴上手铐。第二天，朋友索非等到捕房打探，通过一个懂日语的熟人，找到宪兵司令部“相当高级的负责人”，那人证实：陆蠡确实关押在这里，因为“他是共产党”。由此看来敌人查封文生社、抓捕陆蠡是蓄谋已久的了。
又过了些日子，有个陌生人来到陆蠡家，一进门就交还一件陆蠡被捕那天穿的大衣。那人解释说，他也是被抓进宪兵队的，与陆蠡关在同一间牢房，彼此很熟。日本人曾提审陆蠡，问：
“你爱国吗？”
“爱国。”
“赞成南京政府(汪伪政权)吗？”
“不赞成。”
“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征服中国？”
“绝对不能征服！”
日本人勃然大怒，给他上了酷刑。这样的刑审又经过多次，得到的口供依然如故。在这位难友被释放的那天，陆蠡脱下大衣，托他出狱后按地址到他家报个信。难道是知道自己已无生还的希望，想借着这件大衣作为永诀的纪念？谁也不能回答。此后虽经亲友一再打探，全力营救，但回天无力。而有关他的谣传却满天飞，一会儿说在苏州，在芜湖，一会儿又说被遣送到了南京首都反省院。连通过在邮局工作的作家唐弢邮寄去的狱中日常用品和冬衣、被褥，也遭退回。理由是：查无此人。陆蠡就此失踪。
明知凶多吉少，人们还是心存侥幸，希冀有一天他会突然归来。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他仍然音讯全无。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不得不相信，陆蠡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原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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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天天被愤怒所袭击，天天受新闻纸上消息的折磨：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羞辱，正义在强权下屈服，理性被残暴所替代……(选自陆蠡《池影》)
②在我活着的四十几年中间，我认识了不少的人，好的和不好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然而像圣泉(陆蠡原名“陆圣泉”)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的生命、重视他人的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选自巴金《怀陆圣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