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重视教化，认为人只有通过教化才能懂礼，成为合群的社会人。而在教化方式中，音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孔子认为，对于人的教化，要有三个步骤：“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首先要从学诗开始，然后再学礼立身，最后完成于音乐，成就人的品性。以音乐与礼相比，他甚至认为，音乐的教化作用大于礼的规范作用。音乐在人的教化形式中，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音乐教化人极为独特，如荀子所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礼主要是通过形式规范人的行为，所以它对人的作用是外在的，甚至带有强迫的性质。而音乐对人的作用则是内在的，它直接进入人的心灵，打动人的情感，从根本上影响人的思想、性情，形成人向美向善的良好品质。
孔子的思想，对后来的儒家影响甚大，并逐步形成了儒家的乐教传统。
在中国古代，音乐最为重要的功能是礼仪功能。与此相关，乐教的内容之一，是教人以礼。音乐的礼仪功能与教育功能其实是二位一体的，即音乐的教化作用往往融入音乐的礼仪功能之中。不同场合演奏的音乐，是礼仪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音乐配合礼的施行，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礼，使礼由外在的形式融化为人内在的素质，即学会节制性情，自觉合于社会规范。班固说：“王者所以盛礼乐何？节人之喜怒。”礼乐之兴，目的是为了节制人的自然情感。朱熹也说：“先王制礼，所以节人情，抑其太过而济其不及也。”乐与礼同，声以节情，就是为了“使人心和而不乱”，使人性情中正而不乖戾。这就是《礼记·乐记》所说的“知乐则几于礼”的原因。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与此相近，古代的乐教也特别注重人的中和情感性格的培养。现在的音乐教育仍有继承这一传统的必要。而今，我们过多强调音乐宣泄情感的作用，甚至已经不知道音乐还有节制人的自然情感、使自然的也是粗糙的情感文明化的作用。中国古代的乐教可以帮助我们补上这一课，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一课。
中国古代乐教的核心目的在于移风易俗，使社会归于和谐。荀子说：“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音乐的教化实际上是一种美感教育，通过感官的浸染与熏陶，渐渐地改变人的情感，影响人的性灵。它的影响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其效果巨大，一旦形成就不好逆转。它从改变一个人开始，进而改变更多人，甚至改变世风，影响到风俗的盛衰。因此，古人又有观乐的传统，即通过听乐来考察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的盛衰。《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显例，而《礼记·乐记》也因此有了“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判断。
正因为认识到音乐影响人如此之深之大，所以古人特别关注音乐本体的内容，如歌词（诗）是否雅正，音乐曲调是否淫靡。从孔子就开始关注音乐有无节制，他明确主张“放郑声”，原因是“郑声淫”，即郑地的音乐没有节制，过于淫靡。他心目中最好的音乐是《关雎》，因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由此也形成了一个传统，即一般多提倡雅乐，抑制俗乐。雅乐是朝廷用于郊庙、朝会等国家重大典礼时的音乐，此自是其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因素，就在于雅乐曲调的正大中和，“乐中和而民不流”。而来自民间的俗乐，如孔子所排斥的来自桑间濮上的郑卫之音，因其曲调自由活泼而招人喜爱，所以卫灵公听而悦之。但“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乐者所以致和，非所以为淫也”，所以俗乐常常因为曲调过于柔弱无骨而被称为靡靡之音，喜好归喜好，却不为理论所提倡。
（摘编自宋静的《“乐教”传统当弘扬》）
材料二：
荀子把“乐”理解为人类生活的根本追求，理解为人类与宇宙、天地、万物相感通的一种方式，此乃“乐”之发生与存在的形上依据。
从“乐”产生的本原上说，“乐”乃植根人性，发自“天情”，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命情感需要。这不仅仅在于“乐”具有人类情感之属性，更主要在于“乐”蕴涵着人类对至善至美的追求、对理想境界的向往。故荀子之“乐”有上下贯通之义：其上可以通往“天下之道”；其下可以抵入人心，推动人性之“化性起伪”。其上通往“天下之道”，主要认为“乐”是“天下之道毕是矣”，从《乐》与《书》《礼》《易》《春秋》相同之处来看，它们均是“天下之道”的体现，是天地万物存在及其发展的反映。
从“乐”的独特性来说，“乐”及器具与天地万物相感通，是对天地万物的象征。其中以鼓象征天之清明，以钟象征地之广大，以磬象征水之柔顺，以竽笙箫象征万物之和谐，以筦籥等象征日月星辰即万物之多样，以乐舞之俯身昂首、周旋进退象征天道四时更替。荀子之所以特别重视“乐”，恐怕最主要原因就在于“乐”萌发于生命情感，又反过来能够对生命情感进行调适，从而指明了天地、“乐”、情感三者具有同源性。“乐”既能够体现出天地万物的自然秩序与和谐统一，又可以深入人心，化有情感，感动人之“善心”。
（摘编自许春华《荀子<乐论>：弘扬一种合乎“道”的“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