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江南棉布号称“衣被天下”,当时,上海的标布“走秦晋、京边诸路”,“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清代江南棉布往销国外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由于棉布出口量大,乾隆时,还有人主张禁止棉布出口,以为“止计松江、苏州、常州三郡,出洋之棉布流转内地,可多被数百千百万穷民”。这一主张未被清政府采纳,此后,棉布出口亦未减少。据统计,自1817〜1833年,各国商船自广州运出的南京棉布共1900余万匹,平均每年110余万匹。
——摘编自李雪梅《明清江南棉纺织业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上海开埠后,受原棉出口需求的刺激,这一地区的棉花种植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明显扩大。《上海乡土志》载:“吾邑棉花一项,售与外洋,为数甚巨。”19世纪70年代中叶,“上(海)、南(汇)两邑以及浦东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松江县,“改禾种(棉)花者比比焉”。……在棉花主要产区的南汇县,“同治以来,上海花商收买花衣,于是轧花场地遍地皆是。始用小轧车,妇女手摇足踏,日可出衣十数斤。光绪中,洋轧车出,日可得衣数百斤,小轧车淘汰矣”。
——摘编自戴鞍钢《口岸城市与农村经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