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运是古代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和琉球等国家和地区之间往来的主要方式。明清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江浙为中心的江南，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各种势力角逐的舞台。
15—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后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把中国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带到世界性贸易环流中。16世纪下半叶由菲律宾输入美洲的中国丝绸、棉布、夏布等，因价廉物美，十分畅销。
国际市场的巨额需求刺激了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江南的丝绸、棉纺织品，无论是在中日贸易，还是在南洋—太平洋—美洲的贸易之路上，甚至在中俄贸易之间，都占有重要地位。如湖州所产丝绸，因其工艺精良而畅销全世界，被称为“湖丝”或“辑里丝”。松江府及周边市镇生产的棉布是仅次于丝绸的出口品，在西方风靡一时。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也促使优质生丝、丝绸、棉布畅销海内外，使人们看到了江南初露端倪的“外向型”经济。
江南的生丝、丝绸、棉布等通过全球化贸易流向世界各地，在这样的贸易结构中，海外各国一直处于逆差地位，通过丝银环流，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在与亚洲互动和世界接轨的这场经济贸易环流中，江南出产的纺织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江南经济的长足发展，也为开埠以后江南经济的结构性转变打下了基础。
江南是明清时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学派林立、人才辈出的人文荟萃之地。明末浙江余姚思想家朱之瑜“学问淹博”，“善能熔铸经史”，抗清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其学问和德行受到日本朝野人士的尊重。朱之瑜提倡“学贵有用”，其思想对日本综合国学和神道、倡导尊王和大义名分的水户学影响很大，他还把江南先进的农业、医药、建筑、工艺技术带到日本，并参与设计建造日本的学宫、孔庙、圣堂、后乐园等，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清江南还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据点。明末清初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晚清的王韬父子、李善兰、蒋剑人等，都积极与西方学者互动。如利玛窦（Matteo Ricci）和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与李之藻合作完成的《坤舆万国全图》，是现存首幅由中欧学者合作绘制的汉文世界地图，该图熔铸中西知识系统，对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知识表达准确丰富，属于当时最高水平的世界地图。
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不仅是异域知识信息和外来学术传入的桥头堡，也是中国文化向朝鲜半岛及日本输出的中转站。明末江南刊刻了大量汉文西学书籍，其中最突出者即李之藻。他将西方传教士编译的《天主实义》《辨学遗牍》等19种汉文西学书籍进行刊刻。晚清江南更是东亚知识环流中的重要中转站，上海墨海书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刊刻的《地理全志》《大英国志》等，亦多有和刻本问世。这种互动还充分体现在绘画艺术中，明末西画东渐，海西派画法从宫廷传至江南，影响深入民间，采用透视法的桃花坞“姑苏版”年画即为典型。桃花坞年产年画数万张，远销日本、东南亚。这些活动在亚洲乃至世界环流大势的推动下，迎合了历史的潮流。
（摘编自邹振环《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全球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