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屏幕之中的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屏幕上方一行又一行的字符络绎不绝地驰过。如同密集射击的炮弹，令人眼花缭乱：它们就是“弹幕”。
尽管弹幕被纳入“评论”范畴，但是，弹幕文化与传统的文艺批评存在巨大的鸿沟。
传统的文艺批评来自阅读之后的深思熟虑，作品的整体观照与解读、分析、阐释构成了基本的工作方式。尽管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擅长的评点式文学批评与弹幕存在某种相似的形式，但是，文本的细读以及品鉴、沉吟、揣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操作程序。
相对地说，弹幕的首要特征是“即时”。评论对象往往是作品的一个短暂碎片，譬如一个角色的相貌，出场那一刻的步态等等，弹幕评论带有明显的即兴意味，令人瞩目的是现场、此刻与交互性的狂欢气氛，而不是严肃的反思与真知灼见。
弹幕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只有神奇的互联网才能支持如此之多的声音即时互动。让各种貌似无法交集的社会关系迅速地在虚拟空间联结起来。这是印刷文化不可比拟的。
印刷文化的节奏相对缓慢，思想的交换不得不接受印刷速度与配送体系的限制。印刷文化的中心是文字符号。文字符号的阅读、理解、阐释形成一种深度文化。至少在目前，速度与深度的恰当比例仍然以印刷文化作为范本。
尽管弹幕的即时评论也诉诸文字符号，但这些字符被加工为另一种奇特的屏幕形象，开启了另一种性质的空间，譬如视觉经验。它与即时性、交互性构成弹幕文化的巨大吸引力。传统的文学批评无法企及这种吸引力，“深度”也无法替代生气勃勃的喧哗产生的号召。一旦“深度”置换为“速度”，零碎化、平面化、喜剧精神与反讽、拒斥精英趣味也就成了弹幕的另一些表征。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互联网以及电子传媒的传播方式正在隐蔽地重塑他们的感官、躯体和意识。
（摘编自南帆《弹幕：一个奇特的屏幕现象》）
材料二
2020年6月，B站隆重上线四大名著，无数年轻观众都是奔着弹幕，或是弹幕与四大名著的“化学反应”去的。但对于年纪更长，文化取向也更为传统的网友来说，弹幕污染了剧作，庸俗了原著，宛若妖雾遮天蔽日，毫无理性可言。
表面看，这是代际差异。但实际上，弹幕的两极评价，昭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机制与主体状态，彰显了当下信息读写的双轨制。厌恶者所代表的，乃是印刷文明培育的读写习惯，推崇经典，讲究逻辑与秩序；喜爱者所代表的是互联网文化中跨媒介、多感官、娱乐化的接受方式，注重趣味性与参与感。
弹幕空间中，正确、完整、规范、和谐都变得无足轻重，代之而起的，是无政府主义式的“搅和”。原属不同范畴的信息被一锅乱炖，不同类型的语言形式被杂糅拼贴，如同重回蒙昧时代。经过理性文明的长期洗礼后，短暂地“蒙昧”一下，自编自导“人间喜剧”，反倒成为暂时摆脱文明重负的一种人生选择。
另外，与当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计算”相比，这一场场文字游戏是如此地毫无功利。以共同兴趣为纽带，网友们互称“兄弟”，埋头建设自家“指挥部”，在蓦然而至的弹幕中寻获同好知音。“居然还可以这么看”“居然与我想得一样”，这样会心一击的感受，令孤独的当代人倍感满足。
不同于社会场域中被反复思量过的表达，凭借直觉敲下的弹幕，出于真心、近乎自白，乃是电子时空里的“我手写我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弹幕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便是直抒胸臆。依赖于口语词，形成众声喧哗的交谈氛围。唯有无限趋近言文一致，那个最本真的自我，才能跃然而出，袒露人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弹幕的终点并非呈现完整的自我形象，而是要探入“有趣的灵魂”的某个侧面。
弹幕的游戏性与趣味性，真的可以带来更美好的人生状态吗？
首先必须承认，弹幕文字游戏的创造门槛与理解成本都极低。鉴于运动速度飞快，且面向最广大的受众，所以必须令人“秒懂”，秒懂的前提，是对庸常的臣服，这不仅是指对于媒体流行语的追随，更指向一种“自诩快乐的末人心态”，自嘲或嘲讽，均跳不出金箍棒画下的“安全圈”，保持在尚不触及本质的限度内。
与口头表演一样，弹幕业已创造出了许多“套话”与流行语。比如，2019年B站的年度弹幕是“awsl”（即“啊，我死了”）。这是一句再直白不过的赞美语，形容视频内容令自己无比折服，这种缩略语以极其经济的拼音缩写，提高了沟通的效率，召唤出固定的、集体性的反应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语言的“失焦”。格套无可厚非，但其中令人上瘾的传染力，以及凌驾于差异性表达之上的霸权地位，恐怕与解放创造力的初衷恰好相反。
更重要的是，弹幕带给人的趣味性、解放感与反讽意味，也日渐固化为一种模式与立场。在进入弹慕空间之前，观者已做好了发笑准备。我们虽不必重弹“娱乐至死”的老调，但在开放态度之外，更需警惕潜伏着的负面因子：弹幕用户被设定为一群单纯追逐快乐的人，而平台迎合（甚至监控、计算）用户需求来生产内容，从而形成了一个“快乐”的闭环，这一闭环将带来“人的再生产”：它召唤快速、固定、永不停歇的人类反应模式，从每一个神经元做起，在每一次欢笑中起步。
（摘编自夺静《弹幕版四大名著：“趣味”的治理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