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长江是我国第一长河、全球第三长河，国家战略水源地，是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在维护我国生态和水安全方面的地位无可替代。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也是我国走绿色发展之路的重要示范。习近平同志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优先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内，长江沿线省市曾过度追求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忽视了长江流域生态容量的有限性和环境承载力的脆弱性。经济发展目标与生态发展目标长期不平衡，导致长江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严重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生态“账户”透支严重。长江流域已遭到破坏的生态容量和环境承载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有效恢复。更严峻的是，在长江生态需求与生态供给重新实现平衡之前，长江生态“赤字”仍会持续增长。因此，“大开发”带来的后果必须通过“大保护”来弥补，而且刻不容缓。
“不搞大开发”，要求长江流域各省市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加强自律。自律意味着取舍，背后是对生态价值的充分认可和高度重视。一些地方之所以面临转型困难，本质上是因为还在传统的发展路径上一意孤行。对这些地方而言，当务之急是严格以生态红线为标尺，明确什么不能做。减掉一项破坏生态环境的政策，就是增加一项建设生态文明的举措，这种“减法”正是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有机统一的开端。
“共抓大保护”，要求长江流域各省市加强沟通合作，形成保护长江生态的合力。长江经济带涉及11个省市，是全世界人口最多、产业规模最大的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因长江而构成了统一的生态整体。这就决定了任何一个省市都无法在长江生态环境破坏中独善其身，也无力独自承担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重任。因此，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绝不能以行政区划为壁垒。各省市在加强自律的同时，必须同其他省市精诚合作。
（取材于周亚敏等的文章）
材料二
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东到上海江苏浙江，西到云南四川贵州，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经济带，跨越11个省市，面积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经济生产总值均占全国40%以上。
长江经济带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但由于长期高强度开发的累积效应和缺乏科学的空间开发管控等，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严峻，严重威胁长江作为国家战略水源地和重要生态支撑带的地位。
受生产和运输“亲水”特性的影响，长江干流和一些主要支流沿岸高风险企业聚集。目前，沿江布局有62个工业园区，其中，全国40%的造纸、43%的合成氨、81%的磷铵、72%的印染布、40%的烧碱产能聚集在该区域，尤其是重化工企业密集分布，生产和运输的危化品多达250余种，由此导致环境突发事件频发，严重威胁所在地及下游地区的供水与生态安全。
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共发生环境突发事件2574起，约占全国总数的53.6%；其中，上海、江苏和浙江的环境突发事件占整个长江经济带环境突发事件总数的80%以上。
（取材于杨桂山、徐昔保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积蓄经济发展新动能，需要进一步解开思想认识上的结。不搞大开发，并非不发展。长江是资金、人口、资源等多要素流动的大动脉，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这三大坐拥黄金水道的动力引擎在城市发展群上进行了探索。
据产业转移促进中心（商务部上海基地）统计，近十年间，该中心直接支持上海179个项目、投资1360亿元的产业转移，去向绝大部分是武汉、合肥、重庆、成都等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产业转移初期以制造业为主，近年来电子信息类项目越来越多。
在高质量发展探索中，同在长三角的湖州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产业，大力发展以物流、金融、科技、商务服务为代表的绿色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生态旅游、文化、家庭服务等绿色消费性服务业。
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咸宁市，纺织服装、冶金建材、森工造纸等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逐渐“变脸”，清洁能源、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医药健康等千亿产业集群正在这座拥有128公里长江岸线的城市崛起。
从产业合作到川电入渝，从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到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从成都东进到重庆西进，随着川渝两地能源、信息、开放通道等方面一体化不断提升，成渝城市群从概念逐渐走向现实。
（取材于李亚彪、徐海波等的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