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科技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凸显“人性之善”。
科技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发达的移动支付，飞速发展的高铁技术，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袁隆平院士团队培育的第三代杂交水稻双季亩产突破1500公斤，满足国人粮食需求的同时还出口国外。这些都是“科技向善”给人民带来的福祉。
只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才是真正的好科技。“科技向善”理念就是把以人为本作为技术的尺度，把技术规则体系纳入由法律、伦理所构建的社会规则体系中，以造福人类为准则。我国要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就必须遵循“科技向善”理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规范科技伦理秩序、解决科技与伦理风险冲突，敬畏“人性之善”，营造一流科技创新生态。
科技治理以社会为重心，彰显“治理之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上海努力打造的“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政务服务品牌让市民企业实实在在感受到“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一网通办”改革用科技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大大挤压了权力寻租的空间。上海的“两网”建设不只是技术手段创新，更是管理模式创新、行政方式重塑、体制机制变革，将推动城市治理全方位变革科技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服务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充分理解“科技向善”，才能创新治理体系，增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效能，从而提高国家和区域的创新能力与绩效，彰显“治理之善”。
科技进步以人类为圆心，尽显“人类之善”。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国依靠科技，对全球疫情严重的地区提供技术服务支持，与世界各国共享病毒基因组信息，开展疫苗研发国际合作等，为全球抗疫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2020年，中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开启了高质量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的薪新篇章；中国天宫空间站将在2022年正式运行，届时将为全球所有国家提供科研服务。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爱无疆”，充分展现了我国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以人类的幸福和美好生活为目标，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科技进步展现的“人类之善”给全世界、全人类带来福祉，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但是，科技的高度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网络平台的大数据杀熟现象、外卖骑手被困于平台算法歧视、基因编辑婴儿等事件，让“超级智能”或多或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损害。当今社会已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巨大福祉的同时，也正在接受伦理底线和价值尺度的挑战。
（摘编自周赛君《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科技向善”理念》）
材料二：
科技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露出它“恶”的一面。今天商业洪流裹挟着科技浪潮，如何有边界地创新，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这时，正向而善意的价值观力量正是我们需要的科技向善：为创新搭建“伦理软着陆机制”客观来看，一项创新技术的应用，如果在开始就从伦理角度去审度，减少危害和风险，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科技发展速度加快，一项创新技术究竟会带来什么问题和弊端，一开始是不太明确。在这种不确定性面前，公众会有一种伦理恐慌，比如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领域。
由于技术选代速度快，如果缺乏前期的伦理介入，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导致社会與论的压力，甚至监管层的介入，会导致产品服务难以运行。这对于企业来说是更大的损失，也是焦虑所在。现在强调“向善”的伦理维度，实际上是给新技术、产品和服务提供一个“伦理软着陆机制”，避免引发隐性的、刚性的价值冲突。
“向善”需要内部平衡和外部监督。
企业以科技向善为使命，意味着“善”成为评估技术、产品、服务的重要价值和维度。这意味着在进行创新时，需要做利益权衡，要综合技术和伦理的复合性。有一些产品在设计时也会通过AB测试等方法，来寻求商业价值的最大化，追求流量、点击转化率等，甚至为了这一目的而不惜牺牲用户的相关权利。
这时，政府、公众，以及媒体应该有更强的权利意识，以及伦理道德上的价值敏感性。每一个人在使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时，也要学会反思，权利是否被侵犯或者自己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别人的权利。这需要公众的觉悟，也需要媒体和社会的监督。
比起看得见的恶，隐性之恶更值得警惕。
“科技向善”并非仅仅是利用科技来直接解决社会问题，比如利用互联网平台筹资做公益，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寻找失踪儿童，或者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护文化遗产，更关键在于要从现有的产业体系和商业模式中，反思产品和服务带来的广泛社会影响。
比如游戏造成的沉迷问题，短视频内容减弱人的专注力，电商、外卖平台带来的包装污染问题等。虽然，游戏、短视频平台都对用户提醒可以设置“青少年模式”，但是，这种希望用户主动设置的选项引导效果有限，只是为了规避风险和责任而已。
（摘编自陈茜《科技向善，善从何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