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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就基层管理制度而言,在秦朝已经确立了一个模式,即在编户相互监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教化、征税、治安三个部分组成的管理结构。二千余年以来,典型意义上的乡官逐渐沉沦,但基层治理的基本结构依然保持不变。专制政府在利用乡民治理乡民方面似乎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历朝政府都试图建立一种机制,最早便是秦汉的什伍组织,邻里监督,善恶相告,甚至有罪连坐……明中期王守仁巡抚江西时更是以书面化表达了邻里监督。

——摘编自张德美《古代乡官的嬗变》

材料二:

宋代兴起的乡约组织,在当时还是同约之间德业相劝的民间组织,其出现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乡村行政组织教化功能相对较弱的局限。明清时期,乡约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大清通礼》中专门规定“宣讲圣谕之礼” ……与吕大钧、黄佐倡办乡约的身份不同,王阳明、吕坤、刘宗周等儒者本身就是封建王朝的巡抚、知县等地方官吏,他们兴办乡约是为了治理自己管辖下的乡村社会。在这些体制内政治精英的倡导与政府的扶助下,乡约的管辖范围得以扩大,约束力度得以加强,实施效果亦更容易得到证。

——摘编自吴倩《宋明基层乡约治理的特点与启示》

材料三:

1883年,德国制定了《疾病社会保险法》,标志着德国法定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德国的医疗保险现已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德国政府注重“有管理的竞争”的理念,这样患者就可以获得较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据统计,德国男性平均寿命为72.7岁,女性为79.0岁。但是,社会福利立法却对长时间在私人医疗保险公司投保、岁数比较大的群体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以增加他们转为法定医疗保险的难度。这些现象的存在就表现出对互助原则的损害。

——摘编自陈成武《德国医疗保障制度及其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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