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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政治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的概念是广义的,既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指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既需相互依靠,又有利害冲突。协调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是政治的任务。既然中国文化不相信神而只相信人,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便自然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天人之际的人神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更重视政治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产生并盛行儒家思想的原因。

中国文化这种重视政治、薄于宗教的特征,当然会给中国文学以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是最早被要求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文体。根据传统的文学观点,诗歌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是抒发个人感情的,但因为个人是生活于群体之中的,而政治的作用也无非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因而诗歌与政治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毛诗大序》之所以一下子从诗歌的抒情功用谈到政治功用,便是因为作者的意识深处存在着上述思路之故。

类似中国诗歌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其他诗歌传统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松浦友久指出的:“在比较诗学上,一般认为,‘诗与政治’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近代。但在中国诗史上,这却是自古以来诗学上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并且其中表现的‘诗与政治’的关联,综合包括理念与实践两个层次,而其传统又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都是无与类比的特殊情况。”

(摘编自邵毅平《诗歌;智慧的水珠》)

材料二:

唐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表征。中国诗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不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战国时,楚面临强秦的威胁,进步爱国力量与腐朽卖国势力的斗争,推动屈原的创作,而屈原所经历的高层政治体验,则赋予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建安时期,曹操政治集团以其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把因党锢之祸被压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台,激起强烈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歌,正是得力于这种正面推动。继唐诗而起的宋诗,发展到北宋中叶,又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而其时从仁宗朝庆历新政,一直到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前后,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长期和平发展中潜伏的危机。诗歌界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一连串起伏动荡的政治变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考察诗歌高潮来自政治的推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繁荣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歌,它注定要与封建政治发生密切联系。政治影响于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一)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二)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三)打击压抑,导致怨悱;(四)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一)和(四)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二)和(三)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如李白、杜甫之入宫廷,便是始而受激励,继而遭压抑。

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士人,总是先由政治给予某种参与的机会,在参与中有所不遂,才会引起怨悱。导致“长吟哦”的“起且僵”(崛起而后困顿),“起”往往在先,由政治直接给予拨动;“僵”伴随于后。“起”与“僵”或是单纯从某一侧面作用于诗歌创作,或是交糅在一起,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或是比较直接地表现为正值,或是要经过创作活动的一番消化转换,才表现为积极有益的效应。能够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推动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稳定,而在于它要能强烈地牵动人心,让人不断地感奋起来,发之于吟咏。封建王朝初期,一般号称盛世,而文学人才可能尚未积累到最丰沛的程度。同时稳定和繁荣不免缓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诗歌颂美居多,缺乏对政治的深刻介入,艺术上也缺乏由深广内容带来的要求变革创新的推动力量。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动乱。斗争残酷,兵祸连结,文教停顿,人才短缺,士人对世乱恐惧回避,诗歌也相应衰敝。东汉末(灵帝朝)、隋末、唐末的情况大体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开国期和衰乱期,再结合诗歌史上几个兴盛阶段来看,中国诗歌高潮,总是出现在社会政治比较有活力,能够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动士人为较高理想积极追求的时期,而盛唐则是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的最为辉煌的一幕。

(摘编自余恕诚《唐诗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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