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是两个不同领域。《史记》作为史学经典，能“跨界”文学领域，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
《史记》虽被替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著作，但其审美观有“爱奇”倾向。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说《史记》“爱奇之甚”。认为司马迁爱奇，不只是记载神话传说，更是司马迁选择大量奇特之人和奇特事件。鲁迅《汉文学史纲委》说，《史记》创作目的是要“传奇人于千秋”。“奇人”，即司马迁所说的“倜傥非常之人”。这些人，或在历史上有非凡之举，或在逆境中奋发有为，或有理想作为却落得悲剧结局，或出身卑贱又有出众之处。正是他们的出现，使《史记》成为一部具有强大力量的作品。为突出表现这些奇特人物，司马迁尤其注重特异性的故事情节和场面，如《田单列传》的火牛阵，《淮阴候列传》的背水一战，《越王勾践世家》的卧薪尝胆等。“爱奇”审美观不只是史学家搜求历史资料，更是文学家通过资料发现美之对象，能体现生命力的人和事，且不受他人约束，这就使《史记》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所写的奇特之人都有热乎的生命，具有文学传奇色彩、故事特征和审美享受。后世文学家把《史记》作为创作标本进行借鉴，古代大量咏史诗从《史记》中取材，亦见其对后世之影响。
《史记》选择典型事件表现人物个性，如项羽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描绘典型环境，让人物在矛盾冲突中表现自己：用心理等细节描写充实人物个性：多侧面写人，使人物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运用对比描写，显示人物个性，等等。这些手法的运用，使《史记》插上了文学翅膀，避免了单纯的客观叙述和呆板的生平介绍。尤其是个性化语言，这是历史跨入文学的一道槛，司马迁的努力创造，使《史记》迈过了这道槛。从某种意又上说，典型化、个性化是文学的灵魂和生命，因为这是经过对生活深入挖掘而产生的。《史记》中还有一些想象、心理刻画，也具有文学品质。成功的传记，不仅要展现人的生命过程，更要揭示这个过程的内动力。《史记》在“实录”基础上，根据人物、环境需要，在某些情况下，适当揣度人物内心世界；适当进行艺术夸张和艺木想象。更重要的，司马迁秉笔直书，褒善贬恶，爱憎分明，加之他深刻的人生体验，使《史记》灌注着他强烈的感情色彩，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这也是《史记》迈入文学殿堂的一个标志，是《史记》区别于其他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后世文学或学习《史记》纪传体的写法，或继承和发展《史记》的内在精神的例子不胜牧举。
文学阐释和评论，是连接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桥梁，引导读者解开作者隐藏在文本中的“密码”。《史记》在汉魏六朝就已被文学家、理论家关注。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以“雄深雅健”“峻洁”等评价《史记》。宋代形成评论《史记》的风气，欧阳修、“三苏”等从古文角度评论《史记》，如苏洵首次发现《史记》叙事写人的“互见法”。文学评点到明清时期达到高潮，广泛涉及《史记》叙事写人的结构、线索、层次、情节、段落、语言、风格等方面。近现代许多学者评论《史记》文学特征。内容愈未愈丰富。1910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教材，把《史记》写入文学史，影响至今。自此，《史记》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文学的殿堂。
（摘编自张新科《＜史记＞何以“跨界”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