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四川省志·卫生志》载，1939年川省霍乱，始自重庆难民。抗战爆发前夕，重庆市区人口不到30万，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迁都，大量军政机构、工商企业、文化单位和络绎不绝的难民纷纷迁渝，到1937年底，重庆市人口已增至47万余人。1938年底迁都基本完成，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大轰炸过后的重庆一片狼藉，垃圾、污水及粪便到处可见，市容卫生极差。认为当年4月底，亚热带季风气候的重庆已气温渐高，霍乱在此时开始蔓延，但原来的传染病医院与病床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病人，“全市一百病床，实感不敷，本局霍乱医院床位早已告满，而南岸一带难民收容所霍乱病人尚有增无减”。民众在大轰炸下情绪不稳，治疗过程中不守规定，给治疗工作带来困难的情形屡有发生，如李子坝屠宰场内的霍乱医院就因家属不守院规发生纠纷而给疫情控制带来了一定难度。
材料二：政府对重庆霍乱问题的解决是从卫生设施入手的。开始普设诊疗所，并组织清洁大队负责洒扫街路，清除垃圾，整理防空洞，设立公共厕所等事宜。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霍乱防疫注射，卫生局对防疫注射的对象和注射采取的形式均有相关安排。这些措施虽大多是战时没有足够经费退而求其次之办法，但免费实施的态度和政府的反应无疑对霍乱控制有益。认为，除政府部门外，社会各界也在关注霍乱并给予一定的帮助。以豫丰合计纱厂为例，该厂员工因身染霍乱急需教治，向霍乱医院致函，请求其收治染疫员工并承诺愿意承担治疗费用。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霍乱疫情扩数的初期政府并没有立即出台积极的应对措施，使得霍乱疫情蔓延甚速，但当政府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战争下的霍乱便得到了一定的有效控制。南京国民政府似乎在此时更为深刻地意识到霍乱与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胜利之间的联系，后期的防治之路似乎较之前慢慢向前。
——以上材料改编自公众号山城学术圈《民国重庆霍乱控制模式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