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说起社会结构的格局，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酒、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我们不妨称之作团体格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在中国，这个“宋”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可以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俗语有“一表三千里”。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以“己”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一圈圈推出去，像水的波纹一般，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所谓“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因之，这种社会关系的网络，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差序格局”。
（摘编自《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材料二：中国式乡愁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土地的坚固和不可动摇，赋予了乡愁同样坚固和不可动摇的性质。一般而言，乡愁是围绕着个体的情感经验被建构出来的，似乎只关乎个人的经历。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乡愁的意义绝对不仅止于个体，而是对民族共同体整体有效的情感，是在文明的整体进程中形成的这一民族关于自身历史的共同记忆。中国文化的乡愁，就是在这种民族共同记忆中得到了莫基。
中国式乡愁是一个既基于个体记忆又不断外向放大的概念。在核心处，它指向血缘，即从对父母的牵念中获得关于乡愁的原初经验；其次是父母所居之地，即父母所居，便是故乡。以此为背景，它进而被放大为亲族和家国概念，放大为"四海为家"或"四海之内皆兄弟"，甚至最终被解构为"此心安处是吾乡”。以上序列使乡愁成为一种圈层式结构，它愈趋于中心愈浓烈，愈趋于边缘愈淡化。这是人从血缘共同体逐步迈向人类共同体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以普遍理性克服情感本能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价值逐步让位于群体价值和人类价值，诗的逻辑逐渐演变为哲学的逻辑。但显然的问题是，人愈趋于理性和哲学化，也就愈益导致个体的情感无处安放，并由此生发出无家可归的虚无感和悲情意识。
（节选自《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乡愁》，有删改）
材料三：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大量的农民进城，既离了"乡"，也离了"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联结纽带开始发生变化：传统社会中，作为不同个体之间联结方式的血缘、地缘，已不能满足社会现实和个体生存的基本需求，越来越多的人经由职业、爱好、性别、年龄等多元因素组织起来。但是，人们由乡村进入城市，在文化上可能仍保留着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认同，其生命的意义仍在乡村。如红白喜事的往来、人生情感的寄托、春运不远千里回家过年等，仍与“乡”与“土”有关。在此阶段的“乡愁”正处于从“传统乡愁”到“现代乡愁”的过渡，因而兼具二者的某些特点，但也有与众不同之处：承载主体是在城乡之间不断流动的农民工群体；客体特征兼具“传统乡愁”之有形、具体、确定与“现代乡愁”之无形、抽象、非确定；主观体验上则因在城乡之间不断游走而与家人分离，既离不开城市，也离不开乡村，由此生发“有家难归”“有根难依”的情感体验。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应的，是大量“乡村”的消失，无论是政治经济学层面，如"合村并居"与外来人构成的"产业村"，还是社会伦理学层面，"乡"或"家"的原有意涵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这种乡土变迁对既有生活方式、联结纽带、伦理规范等的挑战，成为一种共享的特定时代氛围，赋予人们以某种相似的生活感受、主观认知和情感体验，这为特定个体或群体的“乡愁”扩展为近乎全社会共有的“乡愁”提供了外部条件。
（节选自《“现代乡愁”的社会性基础》，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