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终生努力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途，给它一个真正的基础，以此防止文明的毁灭。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时，他好像一个看到自己房屋着火、燃烧着吊在头顶上的建筑师，确信他不可能挽救房屋，知道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挽救这建筑的图纸和设计，这样以后就可以有机会重建；于是他挽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保存在中国圣经的旧约里面——五本圣经即《五经》，五本正典。这就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出的伟大功绩。
但这并不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主要的和最伟大的工作。他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通过挽救文明的图纸和设计，对文明的设计做了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解释。在这个新的综合里，他给了中国人真正的国家观念——国家的一个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
不过，古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现代的卢梭和赫伯特·斯宾塞也给出了文明的综合，并试图提出真正的国家观念。那么欧洲伟人们所做出的哲学这种文明的综合，与作为儒教的哲学和道德体系文明的综合有什么不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没有成为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没有成为一个民族或国家大众可接受的信仰，而儒教则成为中国如此众多的大众的一种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这里所谓的宗教，不是在这个词的欧洲狭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更为宽泛的普遍意义上使用的。歌德说：“唯有民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唯有民众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现在，当我们在宗教这个词的宽泛的普遍意义上使用它时，我们意指的是一种有行为规范的教导体系，正如歌德所说，是被人类大众或者最少被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众，作为真理和约束接受的东西。从这个词的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来讲，基督教和佛教都是宗教。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儒教成了一种宗教，因为它的教导被认为是真理，他的行为规范已经被整个中国种族和民族当作约束，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即便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也没有成为宗教。这就是儒教与西方哲学的不同。
那么，儒教与这个词的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当然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里面有一种超自然的起源和因素，而另外一个则没有。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区别，那就是：欧洲词义上的宗教教导人成为一个好人。而儒教做得更多：儒教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对一个人，不是单独的人，而是处在他和同胞以及国家的关系里的人，基督徒的问答集里这样发问：“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而孔子的问答集《论语》中是这么问的：“公民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基督徒在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赞美上帝。”孔子在他的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做孝子和好公民。”接句话说，欧洲词义上的宗教说：“如果你想要拥有信仰，你就必须是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教说：“如果你是一个孝子和好公民，你就有信仰。”
(摘编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
材料二：
在过去，我们一直把儒家文化视为一种政治文化，视为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的文化支柱。实际上，儒家文化在其本质上就不是一种政治文化，它不具备一种政治文化的基本素质。什么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首先是使用政治权力的文化。儒家文化是不是一种政治文化呢？不是！因为它对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德治”而不是“法治”。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这里，它明确把“德”同“政”对立起来，说明它讲的不是“政治”，而是“道德”。它的意图是要以道德的力量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政治的取消论者，虽然它取消的不是执政之人，不是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但它却反对政治家用政治的手段治理社会。作为一种学说，它是拒绝所有政治权力的干预的。显而易见，孔子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因素对于政治统治的必要性，但在他的时代，恰恰是由于政治统治力量的加强造成了整个社会关系的混乱，造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造成了人民生活的痛苦。他的学说不是为了加强政治统治的职能，而是要用他的非政治的手段削弱乃至完全代替这些政治的手段。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孔子，对当时政治统治力量的加强做出感情上的对立反应，并企图用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改善现实的世界，拯救正在沉沦着的人类社会，并提出了自己独立的一套思想学说，本身就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立地思考社会、思考人类、思考人生的自觉性的提高和能力的加强。但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学说就其基本倾向而言，就不是一个政治的学说。我们不能用政治学说的标准要求它、评价它。它不是为了加强当时的政治统治的，但也不是为了推翻当时的政治统治的。孔子关心的是更普遍的社会问题。
(摘编自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