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以文为诗，就是把古文的章法和句法应用于诗歌创作之中，但凡古文中能用到的内容和形式均可用于诗歌之中，使诗歌具有散文的容量和气势。阎琦先生在《韩诗论稿》中说道：“所谓以文为诗，主要指诗多赋体（叙事体）、好直说、以古文章法句法为诗，诗兼有散文体裁。”阎先生指出用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段作诗，会使诗歌中包含散文体裁，也就是便诗歌在形式和内容上看起来具有“散文化”倾向。大致说来，韩愈诗歌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盛唐，无论是题材、形式都已经非常完善。在诗歌创作方面，只有变通，才能继续将诗歌艺术发扬光大。韩愈等晚辈诗人就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创作传统诗歌的同时，他们尝试摆既盛唐诗歌的束缚，在诗歌创作中尝试改变盛唐诗歌整齐、工整的形式，并加入跳跃和闪烁的元素，使诗歌的语言改变整齐划一的局面，以古文的章法和句法为诗，改变诗歌的艺术效果，使诗句可长可短。形成错落之美。后人在提到韩愈诗歌特点的时候多提到其诗歌的奇崛和怪异，而简短而又近古的诗歌多被忽视，因为在唐代，大多数诗歌在格律和韵律方面有较高的要求，而周古文的章法和句法为诗，和传统诗歌创作不符，有悖于主流诗风。在韩愈诗歌创作尚未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这类诗歌难免会被人误解，甚至被人否认，认为不是诗歌而近于文，而这恰恰是韩愈在盛唐诗歌的基础上对诗歌创作的开拓和创新。正是早期的这种尝试性的创作为其诗风的形成和后期的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用长短句是尝试着用写文的办法来写诗，那么用散文的谋篇布局来写诗便是对诗歌大刀阔斧的改革了。韩愈在诗歌创作中，把散文的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的气势运用得淋漓尽致，把散文描述事物的手法、描绘人物的功能以及栩栩如生的状物的笔法也应用于诗歌创作之中。罗联添也说：“韩愈所以多作古诗，少作近体，是固近体篇幅短小，又有格式限制，不易发挥其才力，也较难于表现雄伟奇崛的气势风格。”这就指出韩愈诗中为什么会出现大量长篇大作，一是韩愈才力雄厚，二是近体诗格律和篇幅方面的限制不利于诗人才力的发挥，所以韩愈诗歌较倾向于古体创作，动辄数百宇。
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熟谙古文创作，提倡“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在散文中极力贯彻这种主张。《原道》《原毁》诸篇即为明证。用严谨的语言，加之铺张的议论，将自己对世事的态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与此同时，韩愈则试图在诗歌创作中大量引入议论，并加之以能够表现感情、增加语感的虚字，从而尽可能多地让诗歌表现出更为深广的文化和社会内涵。
程千帆先生在其《古诗考索》一书中说道：“韩愈以文为诗，其实际意又就在于要突破诗的旧界限，开拓诗的新天地，这不但有助于形成他自己的独特面目，而且成为宋诗新风貌的先驱。”确为的论。
（摘编自袁书会、闫振华《简论韩愈的“以丈为诗”》）
材料二：
韩愈是一个诗人，但作为一个文章大家似乎名气更盛。有时宁可回避其诗，也必谈其文。诗与文其实不能截然分开，前者为后者的灵魂与核心，后者为前者的基础，并且可以看作更开阔的后方。韩愈的诗与文之间的关系绝非独立和分离，而是相互支援以至于共同抵达一种成就和境界。
就形式的演变和渊源来看，传统的诗是文的精练化和声韵化。是另一种形式的文。诗与文的完全对立和脱离既非常荒谬，也不可能。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文毕竟不是诗，因为文所不及之境才有诗，可见还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诗的确是极为独特的事物，是一种非如此不可的、极具特质与高度的表达，当然不能用文来取代。所以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诞生到现在，几千年过去，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仍然存活，而且远无终结之相。诗的本质意又并无改变，它仍然还是文学的核心，这一点是不可替代的。无论读者数量多少，诗作为一种极致化的表达方式，仍然是文学审美的高端，这种地位与尊严是无可撼动的。
说理性与叙事性是文章强项，但这些优长即便是诗也未能彻底割舍，相反总要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从古到今，人们公推“韩文”。其诗则要退其次。就他个人来说，也是以文为最重要的志业。每每书写文章，必定理茂辞盛，气势夺人，但如此凌厉之文一旦入诗，也不失为另一种境界。他的诗章同样好不痛快，别有新调。他的诗所达到的高度，正因为文的援助，可以说没有韩之美文，就没有这些好诗。他的诗与文可称双壁，许多时候难分高下。其文确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诗，但诗的光芒仍然能够从茂密的文章之林中穿射而出，炫人眼目。
（摘编自张炜《诗与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