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季羡林
①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
②董先生是我在济南高中时的国文教员，笔名冬芬。胡也频先生被国民党通缉后离开了高中，再上国文课时，来了一位陌生的教员，个子不高，相貌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一只手还似乎有点毛病，说话时绍兴口音颇重，不容易懂。但是，他的笔名我们却是熟悉的。他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由鲁迅先生作序。他写给鲁迅先生的一封长信，我们在报刊上读过，现在收在《鲁迅全集》中。因此，面孔虽然陌生，但神交却已很久。这样一来，大家处得很好，也自然是意料中的事了。
③在课堂上，他同胡先生完全不同。他不讲什么“现代文艺”，也不宣传革命，只是老老实实地讲书，认真小心地改学生的作文。他也讲文艺理论，却不是弗里茨，而是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都是鲁迅先生翻译的。他出作文题目很特别，往往只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四个字，意思自然是，我们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丝毫不受约束，有绝对的写作自由。
④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课堂上，我在“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写了一篇记述我回故乡的作文。作文感情真挚，自不待言，在谋篇布局方面我却没有意识到有什么特殊之处。作文本发下来后，我大吃一惊，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写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这样的话：“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我真是如拨云雾见青天：“这真是我写的作文吗？”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认。“我为什么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节奏呢？”这也是事实，不容否认。我的苦心孤诣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却被董先生和盘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从那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文章写作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剧烈地震动，所谓“心血来潮”，则立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积习难除，锲而不舍。这同董先生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
⑤20世纪50年代初，在民盟的一次会议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竟见到了董先生，他已垂垂老矣。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也非常激动。但是我平生有一个弱点：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董先生看来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把火，表面上却颇淡漠，大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态。
⑥我平生还有一个弱点，我曾多次提到过，这就是，我不喜欢拜访人。这两个弱点加在一起，就产生了致命的后果：我同我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师的关系，看上去有点若即若离了。
⑦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董先生退休了，离京回到了老家绍兴。这时大概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自顾不暇，没有余裕来想到董先生了。
⑧又过了一些时候，听说董先生已经作古。乍听之下，心里震动得非常剧烈__。一霎时，心中几十年的回忆、内疚、苦痛，蓦地抖动起来，我深自怨艾，痛悔不已。然而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无法挽回的。看来我只能抱恨终天了。等我们两个隔世相遇的时候，我相信，我的两个弱点经过地狱的磨炼已经克服得相当彻底，我一定能向他表露我的感情，一定常去拜访他，做一个程门立雪的好弟子。
⑨然而，这一些都是可能的吗？这不是幻想又是什么呢？“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怅望青天，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