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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八年五月）辛卯，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并罢。 敦逸四状言苏辙，庆基三状言苏轼，谓轼昔为中书舍人， 所行制词，指斥先帝，而辙相与表里以紊朝政。 三省同进呈，吕大防奏曰：“敦逸、庆基言轼制词谤毁先帝，臣窃观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裔，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 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时救改，盖事理当然耳。汉武帝好用兵，重敛伤民，昭帝嗣位， 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 至如本朝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毁谤先帝者。 自元祐以来，言事官有所弹击，多以谤毁先帝为辞，非惟中伤善类，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 若不禁止，久将为患。”苏辙因奏曰：“臣昨取兄轼所撰吕惠卿制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兄轼岂谤毁先帝者邪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闻永乐败后，先帝尝咎两府大臣略无一人能相劝谏。”于是斥敦逸、庆基为湖北、福建转运判官。 苏轼以札子自辨：“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不亦矫诬之甚乎！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言也。”太皇太后令辙谕曰：“缘近来众人正相捃拾，且须省事。”轼曰：“昔东汉孔融，才疏意广，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晋稽康，才多识寡，是以遇钟会之祸。 臣人无二子之长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则臣已下从二子游久矣，岂复有今日哉？”

（节选自《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