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老子之“道”和孔子之“仁”，是中国儒道文化精神的两大基石。“道”与“仁”虽然考察问题的逻辑起点不同，具体方法不同，但是所彰显的社会价值观则基本相同。
老子之“道”，是万物生成的本原，又是现象存在的本体。
道，表现在价值原则上是“上善”。上善，就是至善的道德。万物中，水最能体现道德之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道，表现在社会行为上是“无为”。无为不是不为，而是像水那样为而无为。社会行为的核心是“治国治身”。治国顺乎民性，修养生息。治身以学养性，行循自然。
道，表现在主体性情上是“复性”，复性，就是回归于本然之性，本然之性至真至纯，是圣人道德境界的标志。出乎本性的道德是“上德”，迫于外在规范的道德则是“下德”。
孔子之“仁”，是君子道德人格的核心，又是社会伦理秩序的规范。
仁，必须形之于“德”。仁，是心性修养的一种抽象存在，必须以道德的形式具体呈现出来。所以，乳子既将仁作为人生矢志不渝追求的道德目标，又将仁作为人生修养的道德品质，其核心是“爱人”“济众”。仁与德，必须表现在博爱与正己之间。
仁，必须导之于“礼”。自由追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秩序建构是社会存在的必然前提。孔子既强调“克己复礼”，自觉遵守秩序；也热爱生命自由，在不越礼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享受自由人生。仁与礼，必须落实于自由与规范之间。
仁，必须成之于“行”。“仁”是君子精神世界的支点，但必须落实到人生行为之中，才能彰显其意义。孔子将君子之道概括为“不忧”“不惑”“不惧”，并强调唯有仁者、智者、勇者才能做到。仁与行，必须落实于精神与生活之间。
综上所论，“道”和“仁”都立足于救世，因而构成辩证性关联。老子论“道”，强调人性的本然状态；孔子论“仁”，强调社会的应然状态。在理论逻辑上，老子从道德人心的角度、企图救赎异化的人性：孔子从伦理教化的角度，企图重构崩溃的秩序。二者构成理论上的互补关系，价值观上的辩证性关联。
（选自光明日报《老子之“道”和孔子之“仁”》，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有着悠久的知识分子传统，可以在儒道文化中找到根源。
儒家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儒家知识分子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中坚力量，儒家传统文化深刻地形塑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给他们的性格特征、价值理念、精神人格等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具体来讲，儒家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征。
一是对“道”的追求和担当；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治国平天下”：三是儒家知识分子对自我修养的极端重视。
以上可以说是儒家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上的正能量，但是儒家文化也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最主要的是根深蒂固的忠君硕圣意识使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权势的奴婢，丧失宝贵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奠定了儒家士人忠君的理念，君王如果不行仁政，士人臣子只能劝诚、谏言，无论如何不能有不忠之心。
道家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身份建构的影响：如果说儒家思想使中国传统士人成为立法者和合作者，那么道家思想则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带有更多的避世者和逍遥者的色彩。
首先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使士人在不得志之时可以避世者自居。从积极的一方面说，“无为”的思想使传统士人在仕途不顺之时能够以退为进，韬光养晦，不急不躁，不气不馁，以辩证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面对逆境和挫折。但是另一方面，道家的“无为”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小觑。道家浓厚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色彩使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染上“软骨病”和“人格分裂症”。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审美自由人格的塑造。与儒家重视社会伦理不同，道家更重视自然审美人格的塑造，引导人们在自然山水之间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解脱，挣脱世俗名利的羁绊，不在意他人的评判，不在意种种世俗价值观念对人的规定和束缚，回归自然的本性，才能达到无拘无束的心灵自由。
道家对审美自由境界的追求影响了无数在儒家仕途上艰难前行的士人，从归隐回园的陶渊明到钟情山水的谢灵运，从旷达超然的苏东坡到一心报国的陆放翁，道家思想成为儒家最好的补充，为士人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庙堂与山水之间、入仕与隐逸之间的挣扎和苦闷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使他们获得了心灵的平衡和慰藉，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分裂的人格”弥合起来。
（选自人民网《儒道传统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