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鲁迅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执着于现在，主要体现为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这种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继承了中国儒家思想流脉中的士大夫济世精神，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这一层面的理解，就等于将鲁迅独异的思想与先锋的意识和传统精神混淆起来，如此鲁迅也就与传统士大夫并无二致，“鲁迅文化”也就不成其为“鲁迅文化”了。
鲁迅的思想来源和思想属性是与传统迥异的，也是与众不同的。他不像晚明时期李贽及公安派诸人那样，凭借原儒思想及生命力量在传统中反传统，而是以一种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来批判封建传统文化及其营造的“庸众”。但是，这并不影响鲁迅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相反，这种贡献是独一无二、极其宝贵的。推动社会前进的有两种力量：肯定的力量与否定的力量。肯定是对于社会善行的歌唱，否定是对社会恶行的批判，这两种力量都是正能量。我们都认为鲁迅终生的使命是破坏与批判，其实不破不立，这本身就是一种建设。对假恶丑的批判本身就表明对真善美理想的坚守。
鲁迅的文化批判主要是来自于他对真善美的社会的追求，甚至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价值追求。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往往是最高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每遇一事一人便用这理想主义的标准去衡量，便每每大觉失望，于是便成为了悲观主义者。鲁迅的悲观和绝望的反抗就表明了这种最高的人生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鲁迅的真实让恶人作恶变得困难，特别是让伪善者暴露出恶的本质。
对于现实的认识程度决定着未来的正确程度，鲁迅的许多思想整整超前了一个世纪，其昔日所指正是今日所在。他一生中提出了许多攸关民族、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大命题，这些命题不只是指向当下的，也是指向未来的，成为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宝贵资源。有的命题我们理解了也实现了，有的命题我们理解了但是并没有实现，有的命题我们不仅没有实现甚至也没有理解。这不只是由于鲁迅思想的深刻与超前，也是由于我们与鲁迅思想存在的时差与异质。
鲁迅是常读常新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和世界性的话题，我们花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阅读鲁迅，理解鲁迅。当我们如梦初醒理解了某个思想难题时，发现鲁迅早已站在那里，静静地接受我们的敬意。千年历史，百年风云，在跌宕起伏的文化演进中，我们庆幸有过鲁迅。鲁迅思想的超前和深刻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精神资源，应该值得我们百倍的珍惜，让鲁迅活在当下。
（摘自张福贵《“五四”新文化方向与鲁迅思想的精神指向》）
材料二
“欧西”（西方）的哪些东西是不合中国国情的？当时鲁迅主要讲了两条，一是只追求物质文明，不重视精神境界的提高：“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损，旨趣流于中庸……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灵性之光，愈益就于黯淡。”二是西方的选举政治。鲁迅认为那种民主并不高明，“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而所谓议会则无非是“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膰，当列其班，况复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这些想法很能体现青年鲁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刻思考。
当然鲁迅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对他心目中的“新宗”和“人国”提出更具体的意见，因而不免有些空想的色彩，但他否定了“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流行思潮，是无比深刻的。中国历史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了鲁迅这一思想的预见性和深刻性。
鲁迅强调中国应当走自己的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并且惟其如此，就要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鲁迅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又一向强调采用“硬译”的方法，严防思想走样，产生误解。鲁迅赞成将外国的可用的思想中国化，但这种“化”绝不是一个译者就能完成的，而应当在充分研究深入思考之后，在从事了大量的实践之后。洋为中用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指望立竿见影，译者只要译得准确、以供大家参考就好。这也正表现了一种文化自信，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都能消化。
（摘自顾农《鲁迅的文化自信——兼谈五四文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