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22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化得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我认为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实际上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这也促使我想从理论上进一步搞清一些问题，如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等，以利于推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中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一方面要了解和认识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各种不同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摘编自费孝通《论文化自觉》)
材料二：
在孔子标举“诗教”之前，诗早已被赋予社会功利与个体审美的社会功能。《诗经》中的许多篇章都讲究讽谏和情感表达的作用，如《大雅》中《卷阿》和《烝民》就运用了讽喻手法，至于《小雅》中的“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啸歌伤怀，念彼硕人”等则致力于情感的直接抒发。古代还有采诗、献诗、诵诗等民间社会习俗或惯例，而大臣或贵族在西周礼乐制度下往往运用诗歌来寻求“讽谏”效果、达到自己意见被采纳的目的。也就是说，诗歌已经被普遍地用来产生“观风俗，知得失”的社会作用了，而且这种运用已成为一种社会传统。同时，春秋时代在政治、外交等礼仪中重视以诗言志、赋诗以观其志。《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从此处的“以知郑志”可见，“诗言志”已成为一种诗学原则了。通过赋诗表达意愿、主张和志向，代表了春秋时代对诗歌的社会作用的最通行和直接的认识。可以说，春秋时代引《诗》、赋《诗》的实践及“诗言志”论的提出，为后来“诗教”传统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实践依据和社会传统支撑。
依托这种周代社会实践和社会传统，面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孔子提出了以“仁”为中心、以“克己复礼”为手段、以西周社会秩序及伦理规范为理想范式的儒家学说。诗教，正是他的上述主张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对于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朱熹是这样解释的：“‘兴于《诗》’，便是个小底；‘立于礼，成于乐’，便是个大底。‘兴于《诗》’，初间只是因他感发兴起得来，到成处，却是自然后恁地。”这三方面既可以视为君子成人过程中的历时态要素，代表君子成人的三阶段或三环节，也就是孔子要求通过吟咏《诗》而感发兴起，通过习“礼”而树立人的规范，最后在“乐”的陶冶中成人；不过，也可以视为君子成人过程中的共时态要素，它们缺一不可，共同发挥作用，助力君子的成人大业。
孔子还善于在自己的从游式教学中实践这种诗教观。《论语·季氏》中记载了孔子与儿子孔鲤的对话：“‘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在《论语·阳货》中，孔子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提出的“兴、观、群、怨”正是孔子的诗教观的集中表达。“兴”是指《诗》的“兴发感动”力量(叶嘉莹语)；“观”是指《诗》对社会状况的认知效果；“群”是指《诗》在人际交往中的融洽作用；“怨”是指《诗》具有下层对上层的讽喻和抒愤的效果。“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指以诗为“家”与“国”的社会礼仪制度服务。孔子希望通过诗教为社会培养出“温柔敦厚”的“君子”。孔子和儒家的诗教观为后世历代所发挥，朱熹《吕氏诗记序》指出：“其教实被于万世。”
可以说，这种诗教传统看到了诗(广义而言艺术)所拥有的柔性感召的力量，远比强制性的道德约束来得“温柔敦厚”，因而实际上蕴含了丰厚的文化软实力思想资源，从而为现代文化软实力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奠定了深厚的传统基础。由诗教观引申而有风教、乐教、文教等思想观念，体现了诗教传统在中国古代的强大影响力。
(摘编自王一川《诗教：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软实力思想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