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郑和开通了横渡印度洋的中非海上航线，直抵东非沿海诸国，成功开启古代的中非官方外交。中非学界对此的研究，对打破以“欧洲发现非洲论”和“中国威胁论”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重要话题。郑和航行的目的历来众说纷纭，有“踪迹建文说”“贸易说”“外交说”以及所谓的“原始殖民主义说”等。大部分史学家认为“踪迹建文说”经不起推敲。“贸易说”是学界较多接受的说法。不少学者认为，对外交往才是郑和下西洋的主因。
尽管国内学界大多在“外交说”和“贸易说”之间讨论，国外亦有不少学者表示赞同，但仍有一些海外学者强调郑和下西洋的军事性，甚至冠以“原始殖民主义”。这些学者仅看到郑和率领了军队，却无视远洋航海防卫的必要性，诚可谓让偏见遮住了眼睛。郑和使团虽拥有精兵，但并非用以征服他邦、掠夺别国领土、财富，而仅用以自卫。总括诸说，可以发现，郑和远航非洲基于平等尊重而非高人一等，基于和平交往而非军事目的，基于平等贸易而非掠夺欺诈。
郑和远航开启了中非文明互鉴的新面貌。首先，中非两大文明共同推崇的和平理念的思想根源是双方背后的哲学默契。在非洲传统部落，人们信仰乌班图，以慷慨之心分享所得所有，建立稳固的团体关系。很显然，这些基本理念与中国儒家哲学颇为契合。例如，“仁”与“和”是中华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养成我们崇尚和平、亲仁和美、协和万邦的民族性格。这种精神育于郑和身心之中，使他对到访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视同仁、一律平等，给予较高礼遇。
此外，中非文明之间的共通性还建基于双方的社会基础均植根于古代的农业文明。这与追求海权与扩张、崇尚武力与征服、重视金钱与利益的殖民主义价值观形成鲜明反差。从思想根源追溯，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传统注重冲突，轻视和合，很容易导致极端的排他性。与此不同，亚非文明则崇尚多元与包容，认为只有尊重文明多样性，才能避免走向单向度的世界，人类才有光明的前途。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主席提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使中非关系得到升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成为中非友谊的真实写照。郑和精神以“仁和为先、宽容开阔、以义统利、太平共享”的内涵，为新时代的中非关系奠定了历史根基。郑和的“和平之旅”“友好之旅”已成为一个象征符号，是当今人类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宝贵历史资源。
（摘编自李新烽《郑和远航非洲与中非文明互鉴》，有删改）
材料二：
“中西文论互鉴”是指具有不同文论传统的中西文论相互学习、彼此借鉴、各自发展，具体表现为“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两种形式。中西文论互鉴是中西文化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中西文论互鉴并非想象中的其乐融融。“多样”意味着“差异”，“差异”必会有“分歧”，“分歧”则易生“矛盾”。因此，“互鉴”的过程必然面临一系列亟待破解的难题。
首先，中西文论互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转型时代之后“西学东渐”的强势冲击与“中学西传”的被动反应之间的不对等对话问题。这种不对等体现在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民主、科学视为先进文化，进而将传统视为封闭、落后、需要革新的对象。从晚清到五四，在这种西学先进、“中学”落后的文明等级的逻辑下，“中学”唯有现代化，才能除旧布新，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中国古代文论也唯有进行现代转化，才能适应现代文学及其未来发展的要求。
其次，中西文论互鉴中长期存在的弱者心态问题。所谓“弱者心态”是指在中国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中长期自卑于积贫积弱的中国而形成的文化心态。这种弱者心态导致中西文论互鉴时呈现出一种偏执型的情感结构：或者认为西方全部都好，应该追求“西化”；或者有选择地将目光更多关注西方的“弱小民族”及“弱小民族文学”；或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才是博大精深，西方文化都是奇技淫巧，甚至提出“西学中源”说；当然还会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焦虑：比如我们要西传的是怎样的“中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论，还是当代中国文论？进而，当代中国文论是否已经形成成熟的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再比如“西传”的方式问题，即主动性西传还是被动性西传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界也曾提出了“文化输出”的口号，这是主动性西传的一种姿态；而被动式西传的代表恐怕就是海外汉学。
最后，新时代“文化走出去”战略下“主动性中学西传”的策略与方法问题。
一方面，进入新时代后，对“西学东渐”背后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学术立场。如张志扬在对“西学东渐”的检讨中就曾非常尖锐地指出：“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而言，是‘唯一的’、是‘最好的’，还是‘独立互补的’？一百多年来，这个问题今天是否到了有以明断的时候？”为此，他明确提出用“西学中取”来替代“西学东渐”，借用“西天取经”的“取”字的主体性姿态来改变中国在此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型的“授受”地位。这其实也是鲁迅的“拿来主义”的当代版本。
另一方面，面对中西文论互鉴中的不对等对话现实，中国文论如何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中获得对等、平等的主体性地位，成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既要认识到历史上“西强中弱”的格局长期存在，也要意识到当下正在发生的“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
（摘编自曾君、林非凡《“化”作为方法：中西文论互鉴的方法论反思》，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