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器物与辞赋之间的关系极为亲密。《文心雕龙·诠赋》谓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赋是“体物”文学的代表，敏锐地反映物质文化。再者，人们在日常使用的器物上进行辞赋创作，雅趣所至，多有题咏。皇甫谧《三都赋序》认为赋“文必极美”“辞必尽丽”，器物与辞赋的联姻，是“物之魅”与“文之美”的结缘。
辞赋中的器物与器物上的辞赋共同构成了辞赋与器物之间的关系，其最终表现形式仍是文学作品。曹丕《典论·论文》曰“诗赋欲丽”，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因为赋在修辞上的鲜明优势，与器物相关的作品有三点值得关注：
一是追根溯源，敷陈器物材料。枚乘的《七发》有一节专写音乐，重心落在“琴”上，古人以桐木为琴，选材是制琴的第一步，接着再进入到演奏的阶段。琴在汉代极受贵族、文人士大夫喜爱，桓谭《新论·琴道篇》说“八音之中，惟丝最密，而琴为之首”；而由蔡邕焦尾琴的典故，既可见选材之难，又可见蔡邕精于琴道。琴是士人言志的重要器物，嵇康《琴赋》甚至认为“众器之中，琴德最优”。他们都重视书写制作乐器的材料的生长环境，至于其他器物题材赋也多如此。
二是曲尽其妙，提升器物品格。唐代李德裕曾作《画桐华凤扇赋》，序曰：“成都夹岷江，矶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灵禽五色，来集桐华，以饮朝露。及华落，则烟飞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绩于素扇，以赉稚子，余因作小赋，书于扇上。”赋以扇为描写对象，而扇上有鸟，全文先写鸟之高洁，既而针对班婕妤《团扇诗》的哀怨，作者认为扇用以消暑，而不去做女性的道具。与班氏哀怨天凉“弃捐篮笥中，恩情中道绝”不同的是，作者说，“虽清秋之已至，常爱玩而忘餐”，扇有了更高的价值，其品格得以升华。唐时张九龄《白羽扇赋》，以“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作结；元代赵孟頫《纨扇赋》曰“苟行藏之任道，愿俟时乎安之”都已脱离宫怨，注入沉雄之气，在反复铺排中，烘托、抬升器物的气格。
三是争奇斗巧，广纳异域器物。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西方世界有着物质上和文化上的交流，西方不少器物也流入中国，并进入辞赋写作领域。汉末曹丕曾作《玛瑙勒赋》《车渠杭赋》，《玛瑙勒赋》序文曰：“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车渠杭赋》序文：“车渠，玉属也，多纤理缛文。生于西国，其俗宝之。”玛瑙勒、车渠杭在当时都是新奇之物。及至明清，新器物涌入中国者更多。新器物、新科技是近现代文明的象征，它们进入作品赋予辞赋新的生命。赋的铺排令新来器物的特征、性能全面展示出来，带来奇趣，更添新知。
赋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体，北朝魏敢说“会领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敢传》），器物是物质文明的表征，研究器物与辞赋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编自蒋晓光《器物之魅与辞赋之美》）
材料二：
画像石（或砖）在当时的建筑、雕塑、壁画上，都是五彩斑斓的。今天不断发现的汉墓壁画和泥俑证实了这一点。后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描述当时地面建筑的雕塑绘画说：“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
与这种艺术相平行的文学，便是汉赋，被后代视为类书、字典、味同嚼蜡的这些重皇大赋，其特征也恰好是上述那同一时代精神的体现。“赋体物而浏亮”，从《子虚》《上林》到《两都》《两京》，都是状貌写景，铺陈百事，“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尽管有所谓“讽喻劝诫”，其实作品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仍在极力夸扬、尽量铺陈天上人间的各类事物：山如何，水如何，树木如何，鸟兽如何，城市如何，宫殿如何，美女如何……
文学没有画面限制，可以描述更大更多的东西。尽管是那样堆砌、烦琐、拙笨、呆板，但是江山的宏伟、城市的繁盛、物产的丰饶、官殿的巍峨、服饰的奢侈、鸟兽的奇异、狩猎的惊险、歌舞的欢快……在赋中不无刻意描写，着意夸扬。这与汉代画像石、壁画等等的艺术精神不正是完全一致的么？它们所力图展示的，不仍然是这样一个繁荣富强、充满活力、自信和对现实具有浓厚兴趣、关注和爱好的世界图景么？它表明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后，对世界的直接征服和胜利，这种胜利使文学和艺术也不断要求全面地肯定、歌颂和玩味自己存在的自然环境、山岳江川、宫殿房屋、百土百物以至各种动物对象。汉代文艺如此之心胸开阔，气派雄沉，其根本道理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