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在上面讨论权力的性质时已提出三种方式：一是在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现在我又想提出第四种权力，这种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社会继替是指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却是指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这两种过程并不是冲突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任何社会绝不会有一天突然变出一个和旧有结构完全不同的样式，所谓社会变迁，不论怎样快，也是逐步的；所变的，在一个时候说，总是整个结构中的一小部分。
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试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这种时势权力在初民社会中常可以看到。这种权力最不发达的是在安定的社会中。乡土社会是一个最容易安定的社会，因之它也是一个很少“领袖”和“英雄”的社会。
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乡土社会环境固定，长老保持他们的权力，子弟们在无违的标准中接受传统的统治。在这里不发生“反对”，长老权力也不容忍反对。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教化是有知对无知，如果所传递的文化是有效的，被教的自然没有反对的必要。
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反对”被时间冲淡，成了“注释”。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对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社会如果加速地变动，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名实的分离》）
材料二：
中国人讲的“家”是很有弹性的，小到一家三口大到无限远。比如平常我们都喜欢说“我们是自家人”。什么叫“自家人”呢？你再扩大点，比如“国家”，在英文里面“国家”是“State”，并没有一个“家”的意思在里面。其实，几乎各个地方的语言要表述“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概念之中都不包括“家”，只有我们中国，或者受我们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比如日本，的确也会有“国家”这个说法。所以“家”你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它挺麻烦的。它牵涉的范围非常之广，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有伸缩弹性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讲这个“家”恰恰能够说明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他说“西方的社会像一捆柴”。我们把这一捆柴里面的每根柴，理解为不同的个体、个人。把他们绑起来就成为一个社会或者团体，叫做“团体格局”。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的影响力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费孝通就用这个形象界定了我们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他给它一个名字，叫“差序格局”。
费孝通说，因为整个社会是个差序格局，“家”的概念是可以伸缩的，跟我友好的那个关系网也是可以不断伸缩来回的。他还说，中国人对世态炎凉特别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正因为“公”“私”的界限没那么分明，中国传统社会里面特别喜欢讲人情、讲关系，又要讲面子，因此那些规矩就包括了很多不言自明的东西，包括了很多我们叫“礼”的东西，这是一种礼治。我们不太需要讲契约，我们就讲信用，好比你跟别人做生意、做买卖，你丧失了信用之后，就没人再找你做了。
假如这个社会，什么都是讲规矩、讲礼治、讲面子、讲关系、讲人情，那么法律在哪里呢？所以费孝通说，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贪污问题很严重，是因为我们其实不太有法律观念，也不太有公共观念。
我们过去讲儒家道德，都是从小的教化，而这个教化都是有社会土壤的。但是假如今天城市不是乡土社会，农村也不再是过去的乡土社会的时候，这个儒家伦理就纯粹只是一套抽空现实环境的教条，那又该怎么办呢？
（摘编自梁文道《〈乡土中国〉：家，到底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