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学者散文是指学者创作的散文，也包括具有学识与学养的“学者型”作家写作的散文。学者散文在表达上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感性的；但其思想本质是理性的，应当具有启蒙性。
学者散文是否具有启蒙性，首先看学者散文是否有深刻的思想，是否表现了文化批判的深度与力度。学者在散文写作前，要先建立认识与洞察世界万物的理性，一种自觉的批判理性。离开了理性的法则，也就抽掉了文化批判的灵魂。学者面对自己言说的对象，必须将自己“介入”文本，发表自己的立场观点，抒发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尤其在大众审美取代文学审美、作品变成商品、审美价值发生偏移和混沌的当代，学者散文的作者应该比一般散文家多一层理性思考，多一层理性的穿透，多一层诗性的智慧，用自己的学养和学识理性穿透历史时空，有针对性地去阐释各种各样的文化症结。然而，当代学者的散文创作似乎缺失了这种文化批判的理性，就文学学者的散文来说，经常见到的是复述式（复述著述内容）、抚慰式（友情慰问评点）、赞美式（浮夸溢美肯定）、棍棒式（主观武断否定）的批评。
这类散文缺失客观公正，与理性的文化批判相去甚远。作者的自我形象被自我遮蔽或者说自我被屏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作为的悲哀。
“干顸”自我，是学者散文启蒙性的另一个方面。对自我进行“干预”，就是鲁迅所说的“自我解剖”，这对学者散文尤为重要。严格说来，自我解剖最重要的是要会批判自我“国民性”中“瞒”和“骗”的阿Q性。鲁迅对友人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他将自己的“国民性”称之为“毒气”与“鬼气”。巴金将个人“国民性”中丑陋的东西，比喻为自己身上挤出的“毒疮”与“脓血”。鲁迅与巴金将本真的、赤裸裸的自我灵魂交给读者，这为文学史树立了严格自我解剖的典范。两位作家分别在“五四”和新时期的思想启蒙之中，率先提出启蒙主张并自我践行，都是为了批判全民族愚昧落后的国民性，而使整个民族通过启蒙觉醒过来。
（摘编自吴周文《学者散文的启蒙性与自我的精神启蒙》）
材料二：
从散文本体的角度看，学者散文是散文的正宗，也是散文文化精神的有益实践，它代表了当代散文发展的正确方向。首先，中国散文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即先秦散文，便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杂文学”，学者散文的一个文体特点便是“杂”，其中既有记叙描写、介绍说明，也有历史哲学、小说和诗歌、戏剧的因素杂糅，这正好对接上了先秦散文的源头。其次，散文的本质是自由自在、不拘一格、“法无定法”，而以“聊天体”“闲适体”为主要文体特征的学者散文，正好符合散文的本体。最后，散文的生命是真实，而学者散文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以真实、坦诚为原则，他们拒绝虚构，也不屑于粉饰雕琢。总之，正如巴金所说，他们是把心交给读者。正是这种生命本真的投入，才使学者散文受到广泛的欢迎。笔者以为，学者散文在文体上的自觉，对于当代散文中出现的空疏空洞、虚假做作、抒情泛滥，以及人格分裂、文道分离的创作倾向，无疑能起到正本清源、匡正风气的作用。
学者散文承接了中国的文章学传统，打通了古今散文的文脉。学者们的创作自由自在，率性任心，不受任何规矩的束缚，体现出一种真正的文体自觉。还应看到，学者散文贴近散文本体，它不但可以促使当代散文摆脱唯抒情的羁绊，拓展当代散文的文体天地，而且有助于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与文体创造相融合，将文体的意义直接与文化自信相对接，从而使散文写作更具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
（摘编自陈剑晖《学者散文与文体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