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历史来看，人口是一个缓慢变量。不过，对于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来说，人口从增长过快到下降过快的转变过于迅猛。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一度专注于人口扩张。直至1957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警告人口的过快增长会破坏经济发展。虽然他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马寅初的意见还是在1973年被采纳——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1982年，计划生育还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自那以后的30年，中国的出生率滑向低谷，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最高值——总生育率接近6——快速回落。到80年代中已接近生育率2.1的所谓更替水平。从90年代开始，出生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并进一步下降至1.2-1.3直至2016年前，政府并未改变对大国人口过多的压力的看法，仍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在认识到人口快速下降的长期后果之后，2016年中国终止了一胎政策，改由“二孩”政策替代。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58、1.495和1.47，虽较之前略有回升，但下降趋势并未得到逆转。
不仅如此，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对这一数据提出了疑问。他指出，在2017年1.58的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率分别为0.66、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这种情形说明新政策具有显著的短期效应，不可持久。如果舍去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2017年的自然生育率也仅有1.18。
因此，他坚持认为，随着二孩堆积效应的最终消退，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估计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这一数据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将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于世界最低之列。
与经济快速发展相关的变量，可用来解释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持续恶化。成功的经济发展将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带入城市，面对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在内的持续升高的生活成本压力，生育意愿的降低在中国同样不可避免。
低迷的生育率快速放慢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推算，过去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平均每年减少约340万人。实际上，现在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大多数都出生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年代。除非大力鼓励生育并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否则，劳动年龄人口的衰减趋势将难以逆转，并将严重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节奏。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低生育率还加速提高老年人口的比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披露，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2005年的10.45%升至2019年的18.1%，这意味着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到2.54亿，已超过0-15岁的人口规模。
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教训是，生育率下降一开始只是缓慢发生，但后来就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而中国似乎在改变生育政策上一向过于谨慎。虽然中国在生育率急速下降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面前已经有所行动，并会考虑制定鼓励生育和延迟退休的政策，但现实依然是，未来数十年，应对养老和社会保障开支上的史无前例的压力，将成为中国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摘编自张军《面对低生育率的巨大挑战》）
材料二：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引起一些议论。
有人认为生育是私事，政府任其自然就是。其实，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生育从来都是“家国大事”。在甲骨文里，“帝”字像花蒂之形，蒂落生果，表示有造物之德，可见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发展人口。管仲、孟子都提出“国以人为本”的思想，亚当·斯密也认为，“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
中国古代在人口上一直都“有所作为”，比如唐太宗将人口增长作为考核官吏升降的标准。而吐蕃、古罗马等文明由于不注重人口发展，人口减少，文明衰微。
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数）下降，法国下降最快，在一战期间，一度低于1.2。战后法国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影响深远，其后生育率一直高于欧洲其他国家。20世纪70年代欧洲生育率快速下降，而法国由于有“免疫力”，并且又出台有利于生育的福利政策，生育率在1995年止跌回升，1995-2016年平均生育率为1.97，而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分别只有1.38、1.33、1.28。
美国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下降到1976年的1.74，卡特总统认识到“美国家庭出了毛病”，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恢复传统生育文化和家庭价值，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经济政策，生育率上升到1989年的2.01，到2007年还稳定在2.12。而欧盟、日本的生育率则从1976年的2.02、1.85下降到2007年的1.56、1.34。较高的生育率，奠定了美国现在的经济活力高于日本和欧盟的人口学基础。
人口总量过快减少必然导致结构老化和经济活力的下降。中国65+岁老人比例将从2015年的10%提高到2030年的18%、2050年的33%。2015年是1个65+岁老人对应6.9个20-64岁劳动力，一些地区的养老金已开始出现缺口；而2030年、2050年1个老人只对应3.6个、1.7个劳动力。现在的年轻人要到七十多岁才能退休，并且只能领到微薄的养老金，养老还离不开孩子。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需要有“顶层设计”，家庭更要有“底层设计”。人口政策上下精细对合，对经济、政治、社会、卫生、文化、教育、伦理、城市规划等进行改革，让人们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最终走向人口可持续的道路。
（摘编自易富贤《人口从来都是家国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