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离骚》与苏轼的词，都展现出了鲜明的“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的塑造无疑带有生活的真实印记，但更多融入了诗人的人生理想与追求，是其人格精神与艺术精神的外化。两人作品中的“自我形象”有诸多相通共鸣之处，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格品性的陶塑，二者又存在诸多差异。
屈原作为楚国贵族，一心想振兴楚国，无奈的是，怀王并非知人善任之君，后来听信一些奸佞之臣的谗言，弃屈原而不用。到了顷襄王，则干脆把屈原放逐到江南。屈原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因此，政治上的失意对他来说，就不仅仅是地位与名利的丧失，而是整个人生理想、人生信念的崩塌，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这种创伤弥漫在《离骚》整个作品中。
苏轼因诗获罪，被贬黄州之后便不在诗歌中放纵自我，这在他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中多有提及。而在当时多“绮罗香泽之态”与“闺门淫媒之语”的小词，恰好成了他寄寓情感、抒发自我的不二选择。苏词中也常常弥漫着失意的伤感、无助的寂寥，比如《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对于这首词的主旨，众人说法不一，但总体来看，诗中应有政治寄托，只是这种孤寂之情表达得更为含蓄蕴藉、空灵飞动。苏词中对时光流逝、人生无常也颇多感慨，但又希望在更深的根基处化解一切对立与冲突，将一切愁苦化作淡淡的轻烟随风而逝，从而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澄明之境，而不似屈原那样苦苦挣扎和自我煎熬。
《离骚》中的“自我形象”除了悲苦失意，更突出的是怨愤、不屈，乃至迷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说：“屈原的伟大恰恰就在于他始终以社会的命运和历史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就在他的价值自居的人格精神。”所谓价值自居就是把某种超越个体的更高的价值追求内化为自身的感性生命，把无限寓于有限，在这种价值担当中，个体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所以屈原对楚王和奸臣充满了怨愤的情绪，这种怨愤不是个人政治失意的发泄，而是对人生价值的坚守，诗人与巫卜沟通，与神灵对话，几乎陷入了迷狂之境。
苏轼满怀治世理想，入仕后却屡遭小人排挤，多次被贬。他词作中的“自我形象”也时时流露出隐隐的怨愤之气。但与屈原不同的是，苏轼没有选择剑拔弩张式的抗争，而是于当下的生活中寻求生命本真的意义，个人的宠辱、政治的得失全都在烟霞雾霭、清风明月的审美境界中化解于无形。苏词中的“自我形象”更多的其实是洒脱旷达，是面对风雨来袭的坦然淡定，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词人借冒雨徐行，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旷达胸怀。有此胸怀，自然“觉从前皆非今是”“我今忘我兼忘世”，在物我两忘中达到更高的境界。
作为豪放词的开拓者，苏词中的“自我形象”自然也有一些雄豪的气息在，“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 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一个“浑”字将悲愤之情化为磊落之气。苏轼之狂，更多的是一种意气风发。这种狂放不是纠结焦虑不知出路所在的迷狂，而是超越个人境遇的偃蹇困顿，跳出生活之外反观生活的淡定洒脱，这也正是宋王朝知识分子所热衷追求的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已悲。
(摘编自李菲、韩伟《〈离骚〉与苏轼词中“自我形象”的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