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语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一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一处住在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走出乡土是一个“松绑式”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开始，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启了走出乡土之路。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变迁更为快速明显。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很多的人从土地上挣脱出来了，大部分原来在土地上耕种的农村人口来到了城市，从事不同于种地的行业。同时，市场经济让物品流动自由起来。人、物的自由流动，改变了原来那种“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在许多人走出乡土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都发生着改变。
“松绑”的过程，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包括城市群和大都市的崛起；知识阶层地理分布更为集中；财富聚拢，区域差别加剧。中国社会转型从而进入一个新阶段——“大重组”时代。在这样一个大重组时代，农耕文明的社会结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原来的亲缘、血缘聚居让位给地缘、职缘，现在农村里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虽然还是原来的那种亲缘、血缘的聚居，但生产方式已经不同了。青壮年都出来打工，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在城市安家落户。甚至几年都不回家看一看，原来对村庄里的人非常熟悉，现在可能连一半的人都不认识。熟悉社会变成了半熟悉的社会。但城市的扩张，又没有重新组成新的熟悉社区，因为新社区的流动性非常大，经常是人来了又走。不像农耕文明绑在土地上的生活，太大的流动性没法形成熟悉的社区。
重组的过程要求家庭和个人的价值和地位也要重新确立。原来束缚在土地上“生于斯，死于斯”的农人所遵循的家庭和个人的价值观念，传承的传统文化观念，比如“父母在不远游”，则很难在现代情况下发挥作用了。原来价值的观念，传统的东西，需要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进行创新，这是社会的意义。比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说的传统社会里的“长老统治”，那是社会变迁缓慢的社会里靠经验和习惯的生活，年长者具有生活经验，有优势，也有权威。但是，现代社会是流动性和知识创新都在增长的社会，“习惯是适应的障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这也是大重组的过程对社会的挑战和意义，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调整对个人和家庭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我们进入信息化、城市化社会和走出农耕农业文明几乎是同步的，而美国大约是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所以说我们是压缩式的转型，经济、人才、社会大重组。重组后，我们原来依靠的伦理责任和相应的权利，以及这种传统文化下的生活方式，在断的组合方式下，已经不能再发挥基础性的力量。
在“松绑”和大重组中，不确定性和竞争越来越大，所以现代社会人的焦虑也比较强。在下一步的大重组过程中，应该找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和”“合”文化将显示出力量，“和”指的是和谐和秩序，另一个“合”指的是合作互助，不能再那么强调竞争。大重组的社会也是制度创新的沃土，可以期待“和合”新文化：“各成其美，成人之美，美美与共，欣欣向荣。”
(摘编自陈心想《走出乡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