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的重视源于儒家，孔子崇尚道德，孔门四科中"德行"科注重弟子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完善。在他的教育生涯中，诗札乐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被视为达到最高人格境界的途径。如何进行道德修养？《论语泰伯》中记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掐出了道德修养的三个层面，首先应该先学诗，而后以礼来立身，最后用音乐完善人性。礼乐文明的创立者是周公姆旦，“礼乐”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是社会秩序和谐的标志。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礼乐文化无法适应变革时代的社会要求，礼坏乐崩的局而开始出现，如何对待周代的札乐文明，也是先秦百家争鸣的议题。孔子言“都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崇尚礼乐文明中蕴含的仁爱精神。同时，孔子也崇尚诗，他甚至把诗与礼乐并立，对于道德修养，孔子甚至认为诗的作用在礼乐之上。孔子认为首要的关键是学“诗”。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将《诗经》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视为修身养性的教科书。从《诗经》已有的属章记载来看，敬德、爱民、德政、忠孝皆与道德修养有关。“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经》中记述了后稷、公刘、文王等圣君明主进德修业的事迹，强调天命降福，修德配命；“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得民心者，得天下，修德应以爱民为根；“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治此四国”，君主要实行德政，非暴力强制，通过礼乐文明的典章制度、祭祀礼仪、行为规范等，对人的道德规范进行潜移默化的教化和感染：“既有君子，孔燕岂弟。宝兄宝弟，令德寿岂”，“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出则忠，入则孝，忠孝两全，方能成为道德楷模。
孔子搜徒讲学，重视道德修养层面的人格完善，因此他提到“不学诗，无以言”。《诗经》确实承载了道德修养的积极意义，孔子的“诗教”观也为中国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源远流长，敬德、爱民、德政、忠孝成了中国文学的重要精神内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成为有志之士的人生理想。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道“安得广履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真切感怀，文天祥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铮铮苔，即使在当代，余华、陈忠实、莫言等优秀的作家仍然承载着浓厚的家围情怀，在生动再现历史现实的同时，以悲天惘人的情怀，表达着自己对国家、对民众、对个体深沉的人文关怀。
孔子论“诗”与道德修养的关系，奠定了儒家文化影响之下的中国文学的精神文化内核，对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的创作和中国文学思想的传承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
（摘编自房莹《孔子以“诗教”为核心的诗学观述评》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周易》言：“现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是“文以化人”思想所本。“文以化人”与儒家诗教观有密切联系。儒家诗教观中的“教”字与“文以化人”中的“化”字都有“教化”之意，都强调诗文对人以及社会的影响作用。
首先，如儒家诗教观一样，“文以化人”亦强调诗文对人的教化作用。习总书记说：“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强调诗歌能够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使人养成宽厚仁爱的品性，当今中国则强调“文以化人”是培育时代新人的主要措施之一。儒家诗教观主张通过诗来激发人的爱国情怀，当今中国亦强调“文以化人”是形成“中国精神”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儒家诗教观主委强调的是文学意义上的诗文对于人的教化作用，而“文以化人”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文”的外延，新时代下的“文以化人”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的教化作用。“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习总书记在这里所言的"古代经典诗词与散文"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其主要目的在于突出传统文化对教化人的重要作用。
其次，新时代下的“文以化人”亦有其相应的社会功能。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说”，归根结底是为了“事父”“事君”，有其具体的阶级内容，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毛诗序》中“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在政治上表达了统治阶级对诗歌的要求，是对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说的进一步发展。刘克庄的“世教”观，虽发展了儒家诗教观，但仍未摆脱《诗》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可见，儒家诗教观中诗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文学对于政治的教化作用。而新时代下的“文以化人”则主张文化为整个中国社会服务，主要强调文化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影响作用，其思想内涵中的政治功利性相对较少。“文以化人”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着力点，重视文化对人的陶冶、熏染作用。
最后，新时代下的“文以化人”中的“化”字，不仅有教化之意，还有浸化、悟化之意。“文以化人”强调人要学会将优秀的文艺作品融入社会日常生活中，为社会营造出浓厚的文艺氛围，此乃“浸化”的过程。并且，作为鉴赏主体的人还应该在接受文学的过程中学会去理解文艺作品的深层内涵，体悟其所包含的“真义”，此即“悟化”的过程，关于“悟化”，早在宋代，严羽便有“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等相关论述。这里提到的“久”字，一则强调人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过程，二则强调人的积累过程。这两种过程都是为“悟化”过程做准备。可见，“文以化人”强调作为文艺作品的客体与作为鉴赏主体的“人”之间的双向互动。
（摘编自陈亚《论“文以化人”思想的时代内涵———从儒家诗教观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