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以来，儒学的显赫地位已不复曾经，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北宋时期的士大夫群体开始将思路转向佛教禅宗，他们不再试图创造崭新的学说和进行大的变动，而是以工具主义的价值观和实用理性的态度，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融入了佛禅哲理和道法哲学，以期弥补儒学空泛而脱离实际的弊陋，并有意无意地给北宋时期儒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佛禅哲学与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但在内心修为和哲学修养方面，佛禅强调内心的专注与超越、理性的思辨意识以及宏大的精神追求，这都是传统儒学所未曾达到的精神境界。北宋士大夫将这种佛禅哲理与传统儒学的道德观、秩序观结合起来，注重个人内心世界的道德信仰，并引申出与自然相一致的代表“心性义理”和宇宙本源的“天理”，传统儒学发生裂变，理学逐渐兴起。
在北宋士大夫的众多理学成果中，苏洵、苏轼、苏辙的成果是丰富而影响深远的。他们是一个并行不悖的整体，却又各具特色。他们的思想虽然不如这一时代极具代表性和迸发力的范仲淹、王安石的观点那般夺人眼球，也不如司马光、程颢、程颐在与功利儒学派的论战中那般旗帜鲜明，却有其佛道熏染下的包容性与圆融性的色彩。其中，以蜀派苏轼为代表，其“蜀学”中儒、道、佛三者杂而相融，并用兼采的特点更是明显。
在他们所处的大时代下，佛教禅宗已由晦涩含蓄趋于更世俗化，世人对禅宗的理解与接受程度极大的提高。幼年时的苏轼所受家庭教育依然是正统儒学，但苏家父子三人皆崇信佛教，其亲眷也大多信佛奉佛，佛学思想不可谓不潜移默化。长期的浸染加之与道潜、了元等诸僧人的交往，成年后的苏轼有了自觉、主动学习佛教义理的兴趣，并将之与其所耳濡目染的传统儒学对接。“乌台诗案”后，苏轼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与之相应的是，他对于儒学与佛道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借助佛禅纾解苦闷，试图从中寻找精神慰藉和解脱之法，佛老思想在苏轼的精神世界中开始占据上风，并由此形成自成一派的理学思想体系。
纵观“三苏”的理学思想，广纳佛、道、法之长以充儒学，苏轼“蜀学”甚至被以“杂”字来评价。从整体上看，“三苏”理学仍以传统儒学为体，佛、道、法基于一种工具状态加入传统儒学思想体系中，未脱离既有的体用之别。其根本目的，仍是恢复、重建传统孔孟之学与道德秩序。
相比之下，在坚持儒学为体的基础上，苏洵更偏法，功利色彩更重；而苏轼、苏辙则更为保守，苏轼受佛禅影响较大。父子三人虽大致皆可归于理学派，其法治思想却不完全一致，抑或倾向保守、遵循旧章，抑或主张依时势而变。但正因各自有所侧重，又有所承继、相互影响，才形成了一系列独树一帜的治理理念与法治思想。
总而言之，融合了佛、道、法、儒的理学思想在他们的法律思维与观念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使他们的法治思想具有了更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更强的实践性，也更具包容性。如对义利关系、礼刑关系、法与人情的关系等认知，既有异于教条、僵化的传统儒学的一面，也有对在传统儒学基础上发展出的理学主义的灵活变通的一面。
（摘编自赵晓耕刘盈辛《“三苏”法治思想的渊源与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