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军旅文学在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地位松动，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获得了转身的可能与空间，得以在真正意义上从集体叙事走向个人叙事，从现实真实走向虚构叙事。由此，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开始了双重回归。“一是回归长篇小说的叙事性文体本源，开始注重形式创新和语言探索，文体自觉性显著提升；二是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开始关照复杂人性和个人命运，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前者呼应了建构叙事虚构的本体性以获得文学合法性要求，注重个人化写作、自由地虚构、强调叙事及叙事主体自身的意义等等，标示着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叙事观念的觉醒和文体观念的自觉；后者则反拨了长久以来“政治话语”对军旅文学的规训和异化，开始关注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层面探寻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和精神存在。原本被抽离了的“政治性结构”空洞，得到了叙事性伦理话语的填充。
讲故事是小说家的本分，亦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千百年来，讲故事的手艺代代相传，叙事方法亦随之花样翻新，于是乎故事绵延不衰，常讲常新。正像时下文学界正在持续热议的一个话题：“讲好中国故事”，其在意识形态和文学层面的丰富内涵依然需要“故事”来承载。作为“中国故事”重要组成部分的“军旅故事”，从题材上看，聚焦的是“中国梦，强军梦”的进程，直面的是新军事变革实践，讲述的是军旅人生的喜怒哀乐，塑造的是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关注的是战争进程或备战状态下军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命运；而从思想主题、价值判断、审美品格、精神向度、写作伦理等层面视之，则是与“中国故事”高度统一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构成了对“中国故事”的重要支撑，也是不为过的。
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就必须立足“中国语境”，直面“中国经验”，而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故事是一种外在的途径和载体，最终需要被内化的情感、思想和精神所超越。囿于自身相对陈旧的文学观念和封闭单一的生活经验，当下的部分军旅作家缺乏宏阔的视野和整体性的文学思维，缺乏聚焦当下军队新变化、观察军营新情况的自觉意识，缺乏穿透事相直达心灵的锐利目光；部分军旅长篇小说对“战争历史”和“军旅经验”的叙述与表达还停留在事情的表层和故事层面的起承转合，没能向着更为本真的“存在”之境深潜，向着更富于生命痛感和思辨高度的写作伦理挺进。
(摘编自朱向前、傅逸尘《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回望与省察》)
材料二：
若论及今年军旅文学界的大事件，当属军队作家马晓丽的短篇小说《俄罗斯陆军腰带》、徐怀中的报告文学《底色》等5部作品斩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二来，今年《人民文学》8月号刊出了军旅文学特辑，拿出一本刊物的容量供军旅文学作家集中展示，这在《人民文学》创刊以来也属罕见，对于军队作家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露脸”契机。
细品这几部鲁奖获奖作品，会发现它们共同的特性正与军旅文学的核心品性两相契合，且具有饱满的内在张力。好的作品需要具备语言魅力和精彩叙事等文学元素，文学修养和文学技能是前提和关键，也是作品能否“立住”的首要指标，而经典之作更是需要作家自身的情怀作为底蕴。尤其是军旅文学，它诞生于硝烟炮火之中，其内核深深根植于民族血脉，与军人的骨血融为一体，彰显着军人刚硬坚韧的精神品格。
然而，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这些被精心挑选和组构的小说，大部分存在人物形象不够丰盈、内涵不够深入等问题，流于苍白的模式化写作。有的小说其实并不缺乏上文提到的“情怀”，但显然这种情怀或者说情结还远未内化为作品的精髓，塑造的人物有趋同化、脸谱化，人和人之间没有明显的性格区分，说话风格高度一致；或是过于理想化，仿佛给一个小故事强行扣上了大帽子，显然也不能达到作家提升作品内涵的期许。
那么问题在哪里？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文学性”的缺失。当作家失去精心营构故事、塑造人物的耐心，指望小说纯粹以主题优势胜出，显然是徒劳的。文学的叙述是要超越日常经验，翻越生活藩篱，落脚在另一种思维的开阔之处。当素材仅仅围绕作家的浅层研究，反而困囿于经验之内，或是建立起简单的对垒模式识真辨伪，不但支撑不起作品应有的格局，只能逼迫读者放弃阅读，失去阐释的兴趣。
这两件军旅文学大事件表达出来的信息是，当下的军旅文学似乎正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光荣与梦想并没走远，而新的曙光也远未普照文坛，传承并未接续，断裂已然出现。文学不是单纯的表态工具，主题牵引显然也覆盖不了文学的丰富性，没有多样的尝试和表达，没有向文学领域不断发起进攻的豪情与野心，文学魅力又从何体现呢？
(摘编自徐艺嘉《军旅文学呼唤“文学性”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