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大成”这个词，如果从字面上理解，似乎仅仅指集过去之大成，但事实上不仅如此。孟子称孔子“集大成”，主要是因为他在继承遗产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从而为其后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定了完整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孔子之“集大成”，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承前，而在于启后。
杜诗也有同样的情况。入宋以后，人们对杜甫的巨大影响愈来愈清楚，进而赞不绝口了。王禹偁说：“子美集开诗世界。”宋代诗人基本上被笼罩在杜诗的巨大影响之内，所以张表臣说：“有能窥其一二者，便可名家。”在我们今天看来，杜甫总结并发展了他之前的一切诗歌遗产并影响了在他以后历时一千多年的诗歌史。
杜甫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在艺术上登峰造极的杜诗、韩文、颜字、吴画先后出现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偶然的。苏轼最早称杜诗、韩文、颜书为“集大成者”。苏轼的目光是犀利的，他第一个看出杜诗是古典诗歌的一大转变。同时他也看出了“集大成者”的实践所显示的穷则变的内涵。
从东汉至盛唐，五七言诗歌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其总的趋向是不停地向前发展的。唐人虽然对六朝诗歌的淫靡之气颇为鄙薄，但在艺术上却正是六朝诗的直接继承者，从陈子昂到李白，并无例外。到了杜甫，则以集大成者的姿态，对前人的诗歌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从表现对象到创作手法，从诗歌体裁到修辞手段，前人在诗国中留下的丰富积累都在社诗中汇总起来了。
在杜甫之前，建安七子用力描摹动荡的社会现实，曹植、阮籍着意刻画深沉的内心律动，陶渊明善于把田园生活纳入他的恬静心境，谢灵运擅长摄取山川景物的奇丽外貌……到了杜甫，则对上述的题材内容兼收并蓄，而且使它们互相渗透、融合，从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最深沉的内心独白，却偏偏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惨状。秦州至同谷道中的一组纪行诗刻画山水的功力可与大谢媲美，却偏偏抒发了“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的政治理想。在杜诗中，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整个外部世界都与诗人的内心世界融合无间，而且都被纳入儒家的政治理想、伦理准则、审美规范的体系之中。从杜甫开始，儒家诗教的积极精神真正成为古典诗歌的指导原则。在杜甫以后的著名诗人很少不是沿着他开创的道路前进的。
在杜甫之前，建安诗歌以慷慨的气势取胜，阮籍《咏怀》以沉郁的风格见长，陶诗平淡自然，谢诗富丽精工，齐梁以降，由古变律，又从形式到风格不断地有所进展。杜甫对上述的艺术手段兼收并蓄，熔铸成一种全新的艺术风貌：格律严整而气势磅礴，字句烹炼而意境浑然，成语典故与口语俗字并得妙用，泼墨濡染与工笔细描同臻极致。不仅如此，在杜甫手里，诗歌的表现手段有了新的发展。七言律诗在艺术上臻于成熟，五言排律和各种形式的组诗开始成为重要的样式，用诗歌发议论的手法也得到了成功的尝试。后代诗人们无不在艺术上受到杜诗的熏陶和启发。
古典诗歌由唐转宋，前人或以韩愈为其源头，其实，杜甫才是这一转变过程的真正发韧者，韩愈只是在杜甫所开创的道路上又向前迈了一步从而也很引人注目而已。“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杜甫在古典诗歌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创作实践中求新求变，从而为诗歌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
综上所述，杜甫之“集大成”与孔子之“集大成”一样，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承前而在于启后。“集大成”这个概念能够从哲学领域移植到文学领域，诗国“集大成者”这顶桂冠不是由唐人而只能由宋人来奉献给杜甫，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摘编自程千帆 莫砺锋《杜诗集大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