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之快、辐射范围之，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推动着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超过190万座的5G基站，星罗棋布。在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汇集着数百万家数字化工厂，联网设备总数超过7000万台套。数字经济催生的产业新生态给经济运行效率带来很大的变化，从2013年到2021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6.8％，快于国内生产总值6.6％的年均增速，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率变革。
这十年，数字化浪潮还重塑了社会分工。十年间，我国对1999年颁布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进行了两次修订。在最新公示的职业分类大类中，首次出现了数字职业标识，数量高达90多个，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商务数据分析师、农业数字化技术员……从这些新职业名称可以看出，如今数字职业从业者已分布在社会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覆盖了一、二、三产业。
十年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45.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21.6%提升至39.8%，如今，从城市到农村，从社会到个人，从线上到线下，中国掀起的数字化浪潮，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摘编自《解码十年·中国掀起数字化浪潮》）
材料二：
信息平台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载体，也提升了农业农村综合信息服务水平。打造信息平台，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业务协同、畅通政策传递和信息反馈通道，另一方面有助于推进涉农服务事项在线办理，为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下沉提供便利。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催生出大量连续性原始数据，涉及乡村空间地貌、农民生活方式、农业生产关系等。将这些数据资源进行整合提纯、分析应用，不仅能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重要支撑，也能为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此如，有的地方方面推进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农村延伸，在农业生产、服务、监管上实现新突破；有的地方运用“移动议事厅”等平台，引导广大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发展讨论，提高了村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摘编自陈川、刘渊《为乡村振兴赋能，微字乡村建设展现广阔前景》）
材料三：
数字乡村治理是信息技术在乡村空间中不断应用、嵌入与融合的过程、虽然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存在多重耦合基础，并在经济、生态、文化、民生等重点领域有着应用空间，但这一行进过程还面临诸多的挑战、误区及潜在风险，精准定位这些阻力因素，有助于数字乡村治理的持续推进。
“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开发”是数字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两者分别是数字乡村的“硬件底座”和“软件基础”。目前来看，在硬件上，存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薄弱的挑战。不少研究明确提出，当前我国数字多效治理面临的最突出挑战是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薄弱，而向农业生产的物联网、农机智能装备、4G和5G网络、北斗导航、遥感卫星等基础设施的研发和应用都远落后于现实需求。在软件上，面临系统平台互斥与数据孤岛的梳战。实践中，数字乡村建设尚未形成一体化的数字治理体系，始终存在条块平台分割、系统独自运行的矛盾，数字技术与乡村现实情境难以形成有效耦合。因此，数字乡村治理要想真正实现，一定要以“数据包容”为理念，注重共性平台的打造，通过县域数字一体化平台的推进，纵向上形成“中央一省一市一县一乡”各层级基础数据资源的互联贯通，横向上注重各部门条口的数字协同与涉农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应避免园数字平台条块分割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平台的重复建设，从而消除数据资源的横向排除与信息孤岛。
（摘编自中国农村研究网《数字乡村治理何以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