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晋商、浙商、粤商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四大商帮。“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色和价值追求。徽商们或者“先儒后贾”，或者“先贾后儒”，抑或“亦贾亦儒”，“贾”与“儒”的有机统一，是众多徽商成为“儒商”的重要标志。
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是徽商的情感起点和价值归宿，也是支撑他们“好”儒立场的心理基础。在漫长岁月中，当万千徽商的行为深深根植于儒家伦理道德的认知体系中，以“好”儒态度从事商业活动时，他们便成为儒家思想在商业领域的倡领者和践行者，他们的商业行为自然地表现出“贾而好儒”的趋向和表征。一些家境优渥的徽商自幼在私塾里诵经读史，在经商之前就已经成为饱读诗书的儒生。由于“士而成功者十之一”，一些在科考中屡试不中的徽州学子只有选择“弃儒从贾”。尽管徽商转换了身份，却依然对儒学念念不忘，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把精力放在经商上，但本质却是“儒”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虔诚地以儒家思想来指导自己的经商活动，以儒家道德伦理来规范自身的商业行为。
徽商既然是“儒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便表现出儒者风范和儒士气度，也就是被后人所称道的“询询雅饰，贾而儒者也”。如徽商张景文，与一般商人不同，他出身“文学之家”，恪守“儒道”经商，不设计谋智巧，不图蝇头小利，重信践诺，乐善好施，俨然商场上的一介儒生。张景文等徽商“义利双行”“家业隆起”，甚至“坍素封矣”。儒家学说历来主张义利结合且以义为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中的这句话，对徽商影响可谓至深至远。原本指导文人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理论，被徽州商人用之于经商理财，也商业兴隆，财源茂盛，颇为“灵验”。
千百年来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商业发展的内在需要。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徽商要厘清商品与货币的逻辑关系，掌握商品供求的规律特点，就必须学习和谙熟商业知识，分析和把握市场规律，统筹兼顾商业与其他行业的联系，这就需要像儒生参加科举考试一样注重学习，才能在云谲波诡的商海中大显身手，才能在起伏不定的市场上掌握主动权，就此而言，“贾而好儒”有着必然性和必要性。
二是徽商完善自我品格的重要手段。古代徽州素有“礼让之国”的美誉，尤其在著名理学家朱熹思想的熏染下，敬儒崇学的人文氛围日趋浓郁，其时很多徽商经过朱熹理学思想的潜移默化，加之许多人从小就接受了比较良好的儒学启蒙，儒家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徽商立身行事、从商事贾的思想指南。在徽商的经营过程中，常会出现一些有趣现象：一些徽商外出经商时定要带上几本书册典籍，闲暇时间就翻阅和诵读；一些徽商每到一个新地方立即拜会当地学人雅士，与其结交、唱和应对，这无疑就是徽商迥别于其他商帮的独有的精神风貌－儒学气质。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但其蕴含的以义统利、以义取利的思想始终为徽商所秉持和恪守。徽商的“见利思义、以义为利”的义利观不仅来源于儒家思想，而且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内涵。
（摘编自刘金祥《古代徽商的“贾而好儒”》）
